先妻黄氏靖贤1935年8月20日病故于邹平，我曾有悼亡之文，今不存。但记得我于靖贤之为人尝以“刚爽”二字表出之，盖纪实也。据闻其年少之时，身体健壮，气概一如男儿，绝无女儿羞怯态，有“小山东”之称。（注：距今70年前，北京市民都饮用井水，率由山东壮汉担送来家）。又尝闻靖贤自言，平素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其姿势直至次晨睡起一无改动，从未有辗转反侧之事。是殆其胸襟坦荡，无系着，无扰动之证乎。又言对于男女婚姻问题虽自己年齿加长，从未萦心在念，唯临到28岁那一年忽而映现脑际，而即于是年与我结婚云。

我们结婚之年，靖贤28岁，我29岁，伍庸伯先生实为媒介。1921年（民国十年）夏，我应山东教育厅之邀为暑期讲演于济南，讲题即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毕回京写定讲稿准备付印，正在闭户孜孜而伍先生忽枉顾我家，愿以其妻妹介绍于我，征询我的要求条件如何。我答：我殆无条件之可言，一则不从相貌如何上计较；二则不从年龄大小上计较，三则不从学历如何上计较，虽不识字者亦且无妨；四则更不需核对年庚八字（注：旧俗议婚两方互换庚帖，庚帖上载有生辰八字）。当然，亦非尽人可妻。我心目中悬想得一宽厚和平之人；但其人或宽和矣，而无超俗之意趣，抑何足取？必意趣超俗者乃与我合得来。意趣超俗矣，而魄力不足以副之，势将与流俗杆格而自苦；故而要有魄力才行。我设想以求者如是如是。伍先生笑曰，你原说无条件，你这样的条件又太高了。然而我要为你介绍之人却约略有些相近。其时我一心在完成手中著作，未暇谈婚事，且询知伍先生娶于旗籍人家，虽属汉军旗而袭染满洲人习俗，我夙所不喜，当下辞谢其介绍之好意。

其后既卒于订婚而成婚，成婚之夜我为靖贤谈及上面说的宽厚、超俗、魄力三点。她不晓得魄力一词，问此二字怎样写，正为其读书不多，超俗云、魄力云，非所习闻也。

于此，宜一谈伍先生的婚姻。满汉通婚，清初有禁。入民国后，满人或冠汉姓，满汉分别渐渐泯忘。然一个广东人的伍先生而缔姻北京旗籍人家则亦有其缘由。先是靖贤及其胞姊敬如女士——即后来的伍夫人——同学于某一蚕桑学校，而伍先生陆军大学同学张国元之妻适亦就学其间。张妻来自粤省西南隅（似是合浦县）之偏僻农村，其人既拙笨复憨态可掬，同学每欺侮戏弄之以取笑。靖贤姊妹见其受窘，恒卫护之，以是相亲昵。课余既有往来，经国元之父张翁为媒而伍先生与敬如的婚姻得成就焉。

靖贤少于其姊两岁，而婚姻成就差迟七年。论面貌、体态、神情姊氏转而显得年少，其各自禀赋不同而随之以时运不同乎。靖以1921年归于我，1935年去世，相处14年间，深知其生性淡泊寡求。七情六欲固人所同具，而靖之表现恒于质直中见消极。例如亲友见面或分手之时，都有许多虚情客套话，而靖独以木讷出之，巧言令色所不屑为也。然其赋性消极则年寿不永之征。

昔人有云“中年丧偶大不幸”，我于靖贤之逝乃始有味乎其言。假使人当30岁前后遭遇乎此，虽然悲伤乃至痛悼，却易于渐渐浑忘。若在暮年老朽时，则此属意中之事或亦无甚凄惨。唯独在中年有难于忘怀者。

我之不忘靖贤者，靖贤为我留下两个好儿子，两儿失母之年，培宽11岁，培恕8岁。我既以致力社会运动，奔走四方，不遑宁处，两儿唯赖靖贤抚育成长。两儿虽无过人之资，却亦各有才品，40年来在社会培植下各有专业，为国服务。最难得的其兄弟友爱之情自童雅至于今而弥笃。各自成家后，妯娌以至诸孙雍睦无间，使我耄耋得此，独非靖贤之赐乎。

然而莫设想我们家庭生活总是和乐融融的。靖贤之为人既秉消极气氛，而较之通常人则有些乖僻，又往往态度生硬。所幸我常常不在家，别时多于聚时，避免了冲突不和。我今回顾往事，记得靖贤曾一次郑重其事地指摘我如下三点。第一，说我好反复，我每每初时点头同意之事，又翻悔不同意。这确有之。因为她遇事明决，不多思考审量，而当她征问我的意见时，我每先附和之，旋加考虑不免又更改。此盖两人头脑不同，性格不同也。第二，说我气量窄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第三点记不明确，大约是说我心狠，对人的同情心不足……这些批评出自至亲至近之人，大值得反躬自省。纪念先妻之文即截止于此。

1977年6月11日着笔，18日写完

本文摘自《谁从我的世界路过？》，梁漱溟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