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王东升为“寡人”，首先是在描述他的孤独。在任何一个组织（无论是国家或是企业）的决策顶端，领导人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面对孤独，因为他们在做出影响组织命运的关键决策时，无论是否有人可以商量和咨询，最后只能靠自己下决心，同时又必须对决策后果承担最终的责任。就像一个规律一样，一个决策的正确性得到证明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做出这个决策的领导人所必须忍受的孤独就越多。在领导京东方的20多年里，王东升经历了许多孤独时光，特别是从决意进入液晶显示器工业开始，他不得不度过最难忍和最漫长的孤独。这并不奇怪，因为以京东方当时的资源/能力条件进入一个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其决策不仅难以为多数人所理解，而且其正确性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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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关于京东方进入TFT-LCD工业的远见不是突然的“灵机一现”，按时间顺序是产生于王东升要做高技术产业的信念之后。本书在前面已经提到，王东升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所塑造的，尽管有着他个人的特质。北京电子管厂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批高技术企业，传奇般的领导人周凤鸣为这个企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王东升大学毕业进厂时的厂长是邱芝亭（女，1919—2013），她出生于北京昌平，1938年参加革命后到延安抗大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初被派往西安从事情报工作。1947年，邱芝亭所在的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破坏，他们夫妇被逮捕后押到南京，经受过严酷的考验。1949年南京解放时她被解救，又回到中央军委情报部当特工教员。1953年12月，邱芝亭参加筹建北京电子管厂。那时的建设者们都不懂电子管，邱芝亭虽然不懂怎么造电子管，但她曾经长期使用电台滴滴答答地发报，已经算是专家，所以她任基建训练班的班主任，负责培训那些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建设者。邱芝亭历任科长、车间主任和从774厂分出去的775厂厂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也曾被抓挨斗，1978—1982年担任北京电子管厂厂长。
王东升担任厂长以后，每年都要去看望邱芝亭。她从来都说：“你们很困难，不要买东西来看我，我的待遇很不错了，有的人没能活下来，我能活下来已经很好了。”她离休后学国画，画的荷花很漂亮。每当企业遇到困难，她都会打电话鼓励王东升。尤其是在京东方进入液晶工业的10年里，邱芝亭一直支持王东升，说他走的路是对的，别怕有人说坏话，也会建议应该怎么做。她平常生病住院都不告诉京东方，但在去世前一星期病重时，她住院一醒来就问离休办的人：王东升来了没有？其实她想着的是她的老厂。王东升出差回来赶紧去看她，她当时精神很好，还说要出院了，不用来看。邱芝亭的住房很小，她女儿曾经提出能否再解决一间房以方便照顾母亲。邱芝亭知道了坚决不同意，说住房都改革了，绝对不麻烦组织。她在弥留之际向子女们交代了“五不”。邱芝亭去世后，许多人要求开追悼会，她女儿动心了，但儿子坚决不干，说这是妈妈最后的遗嘱，必须执行。京东方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追思会。
王东升自己对我们说，“为什么会有王东升？”——就是因为大企业这种传统的熏陶。“我们这样的大企业，不是抽象的，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仅就领导人来说，从周凤鸣、邱芝亭的老一代领导，到张红飚、胡耀秀等人的那一代领导，他们“从来不跟企业要任何东西，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简朴，从来不给我们为难”。邱芝亭曾经告诉王东升，她当年是中央特科的人，离毛主席工作的地点也就是几百步的距离。她在搞地下工作时，凭的是信念的力量，当她一下子从革命者成为建设者，仍然凭的是信念的力量。王东升是更年轻的一代领导人，具有老一代人无法获得的国际视野和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家精神。但是，王东升的使命感、崇高感和责任感是北京电子管厂所塑造出来的，如他所言：“企业是有生命的，京东方是有魂的，通过传承都融在一批人的血液里”。
王东升的信念决定了他的远见，因为前者决定了后者的视野。即使在京东方沦落成为一个边缘企业的阶段，他也没有选择当时利润前景更好的房地产，而是不止一次地尝试重回高技术产业，而且遭受过失败。当全球平板显示器工业的发展和中国市场的变化带来机会时，他以自己的远见带领京东方进入了TFT-LCD工业——这个行动可以说几乎是王东升“一意孤行”的结果。关键时刻的“一意孤行”无非说明，有信念的企业领导人往往是孤独的，尤其是在企业现有的资源/能力与他们的远大抱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时。
但王东升有足够的理由坚持自己的选择：从逻辑上讲，北京电子管厂遭遇技术和产业替代的惨痛经历让王东升坚信技术替代的必然性——所有现存技术都可能被新技术所替代，如果不主动参与新兴平板显示技术的潮流，京东方围绕CRT显像管技术的留存产业基础就会再次遭受毁灭性的扫荡；同时，平板显示器在全球电子元器件工业中正在成为仅次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第二大领域，是京东方要成为主流高技术企业所不可错过的产业机会。从价值观上讲，进入新兴的TFT-LCD工业不仅对京东方的长期成功很重要，而且对中国电子工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非常重要，“产业报国”给了他“比高利润前景更加强大的激励”。王东升从自己的直觉出发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在于，他不仅要从逻辑上想清楚自己的直觉，而且要说服其他人相信这些理由，并把这些最初源自他个人的远见和信念灌输到组织之中。
为什么王东升会相信当时还处于边缘位置的京东方能够在一个主流工业中成功？除了个人的经验积累和对“产业规律”认识的深入，王东升对在高技术工业获得成功的相信还来自超越个人经验的精神来源——反映了一个英雄年代留下的精神遗产。2011年7月8日，王东升在集团表彰大会上说：
作为科技创业者，让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两弹一星’元勋们，我们这代人就是在钱学森、邓稼先为代表的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科技前辈的英勇事迹熏陶下，成长起来。目前京东方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加快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长期稳定盈利。
当年，邓稼先们在一片了无人烟的戈壁滩，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顽强的意志力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缺乏信息、装备和资金等诸多困难情况下，硬生生地把两弹搞了出来。我们现在的条件要好多了，只要我们坚定成为显示领域世界领先企业的理想信念不动摇，不断创新进取，以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韧劲，一代代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能实现我们的理想和目标！
本文摘自《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路风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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