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一个人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式的转变，却仍然生活在没有丝毫改变的环境之中，他就觉得以前生活过的空间再也生活不下去了。精神空间的扩大和现实空间的依旧使思想已经发生转变的人处于极度痛苦的矛盾状态，对以前的悔恨和对现实的不满产生出的躁动开始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心灵进行着自我折磨。

        1936年，张学良正处于这种矛盾的状态和被折磨之中。

        他的思想由随蒋“剿共”逐渐攀升到拥蒋联共抗日的高度，他好不容易说服了共产党抗日不反蒋，但蒋介石仍然逼着他执行“剿共”不抗日的旧有“国策”。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和共产党在抗日的道路上并肩前行了，但他的东北军内部仍有一些军权在握的高级将领和幕僚虽出生入死跟随了他多年，却仍在原来的“剿共”道路上继续跟着蒋介石爬行。

        “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后面是比蛇还毒的蒋军，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年轻有为的人不少，但老气横秋、顾虑重重的也很多，加上别有用心的、胆怯而危险的家伙，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好人坏人混杂，捏不到一起。”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认识上的分歧也非常明显。张学良不敢把肤施会谈的内容和联共抗日的想法向所有将领交底，以免泄露出去，招致不测。如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同南京方面关系很深，他与蒋介石手下的许多将领都有来往，对“剿共”比较积极。张不便向他明说不能再与红军交恶，只好用“红军不好打，丢了一人一枪唯你是问”的话加以阻止。王以哲是和共产党接触最早接触最多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的任何想法也不对他保密，但后来也曾一度动摇，说：“我们东北军原是国民党军队，为什么要先投降红军，再跟着红军去投降南京？”这些烦心的因素，使张学良萌发了对东北军这个烂摊子“干脆撒手”，拉出去一批队伍和红军合在一起共同打游击的念头。

        全国各党派各部队，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从跟着蒋介石剿共的惨痛经验中，深切感到攘外必先安内是祸国殃民的大错。原来我想力争蒋介石，抗日不靠他不行，现在我认识到要抗日，收复华北，不能死靠蒋介石了，只能联合共产党。

        谁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这既是张学良个人经历的亲身体验，又是他对这段中国历史的精辟概括，还是对以后发生的历史的预言。北洋军阀打不过国民党新军阀，国民党的地方军阀打不过蒋介石的中央军，中央军打不过共产党，这是历史的结论。

        谁都斗不过蒋介石，自然也包括张学良在内。1936年7月，张学良曾和他身边的共产党代表刘鼎说：“劝蒋介石团结抗日的事，原来我想有可能，现在看，不容易。他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难得好果。不如明着跟他们干，旗帜鲜明，干两年，一定会有很大成就，然后再逼他抗日，更有力。”

        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抗日大业，哪怕张学良要拉出和红军上山打游击，也只是“干两年”，“然后再逼他抗日”。目的还是要推动蒋，争取蒋，始终没有放弃蒋。但刘鼎却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将张的想法报告给了中共中央。

        毛泽东要刘鼎转告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张学良敢在肤施与恩来商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在东北军这支军阀习气重的军队里能训练抗日骨干，宣传抗日很不容易，有一些高级军官想不通，甚至反对是可以想见的。张学良遇此难题并不奇怪，随着抗日形势发展，东北军内部分化，张学良竟准备和红军一起干，这是个了不起的转变。……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张学良对毛泽东“不要和蒋介石闹翻”的忠告十分感激。毛泽东点到了他最疼的地方。张蒋之间虽有矛盾，但张对蒋感情颇深，他也不愿意和蒋闹翻，他最基本的想法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就是抗日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对刘鼎表示：

        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紧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言而有信是张学良人格中最无可挑剔的一部分。他不轻易对人许诺什么，一旦出口，就信守诺言。此后 ，他利用一切时机，向蒋进谏，劝蒋放弃内战，团结抗日。以后的西安劝谏、洛阳诤谏、华清池哭谏、最后兵谏，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本文摘自《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王海晨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