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笃嗜莎剧”的朱生豪来说，这确实是他百折不回的动力，更何况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发誓要做一位“民族英雄”。为此当自己的民族承受着巨大压迫与蹂躏的时候，在他心底所迸发出来的无疑是更为强大与雄劲的动力。

        那是1938年 8月，朱生豪在上海的《红茶》杂志上发表了几首诗作。这对于一向不愿抛头露面的他来说确实是个特例，而诗词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更是一反其以往的心态。——“屈原是，陶潜否。”面对民族的危亡，国家的灾难，他在《满江红》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他不再迷恋陶渊明的高蹈出世，而是以鲜明的对比和截然的取舍，肯定了前者的以死赴国，否定了后者的明哲保身。

        如果以此为线索，继续去探寻朱生豪的心路历程，亦即他那不屈不挠的动力的真正源头，那么自1939年的冬天起，他为《中美日报》的国内新闻版所撰写的诸多“小言”，则是有关他的最好的“心理档案”。

        朱生豪去《中美日报》工作，同样是受到其总编辑詹文浒的聘请。“小言”者，关于时政问题的短评也。这便是朱生豪每天的工作任务。在前后700多天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下了1141篇，多达40万字。曾与他一同在《中美日报》工作的范泉这样评价道：“把这些‘小言’顺序编刊，可以看出我国抗日战争前期的某些战役的战况、在中国人民视角下的当时国际形势，以及沦为‘孤岛’的上海人民与日伪搏斗的英雄气概。朱生豪从一些侧面，为驰骋在敌后第一线抗日反汪的‘孤岛’新闻工作者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颂歌。”“小言”的作用确实不可小觑，但是就在这一千多篇文章里，还有这样的一些文字同样不可忽略，它们清楚地记录着作者的人生态度与立场——这不仅是朱生豪心路历程的详细档案，也是他的“屈原是，陶潜否”的精神抉择的全面注释：

         ——这是他写的《马相伯先生的精神》：“抗战军兴，他老人家以垂暮余年，翊赞政府，松柏之志，老而弥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堂堂的人。”

         ——这是他写的《悼程振章先生》：“他们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恶势力相抗争，任何威胁，在所不顾，以往如是，今后亦仍必如是。死了一个同志，不仅不能使他们胆寒，反而因为感到自身责任的加重，而倍增其奋斗的勇气。”

         ——这是他写的《悼孤军营谢晋元团长》：“他的壮烈的生平，他的领导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战绩，他的尽忠全节光明磊落的操守，将因此而益为国人所铭刻不忘，且将因此而益深孤岛人民对于罪恶势力的痛恨。”

        ……这都是些悼念性的文字，其悼念的对象无一不是令朱生豪真心敬佩的人物。因此这些文章也正是朱生豪的表态，而这些表态也正是朱生豪百折不回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动力之所在。——为此他宁愿闭门不出，也不愿在鬼子的刺刀下接受检查；宁愿饔飧不继，也不愿去拜访“荣升”为教育局长的同窗。他的回答是：“让我到日本人手下讨饭，饿死也不从！”

        朱生豪就这样死了——他是让战争折磨死的，是让生活逼迫死的！那一年宋清如和他结婚刚刚两年半，那一年他们的孩子朱尚刚也才满13个月。宋清如用颤抖的笔写下了一篇《译者介绍》，她希望中国的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时不要忘记为了它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译者——

        ……（民国）33年6月1日，他突然肋骨疼痛，发起高热，而且有手足痉挛的现象，诊断的结果，说是结核性胸膜炎，加有肺结核、肠结核合并症。“像我这样的人不患肺病，哪有更合适的患者？”他苦笑着说。我知道痛苦啮着他的心，正如啮着我的一样。……然而可恶的潮热，一天都不停地损害着他。药物、针剂，都毫无效力。延至11月，病情骤然加重。终于在12月26日下午未正，无可奈何地弃我而逝。

        他的死是那样的凄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送行，更没有人为他献上一只小小的花圈。但是他，却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国人自己也能译出莎士比亚；但是他，却让全世界知道了中华民族同样热爱人类所共同创造出的优秀的文化遗产！

        台湾学者虞尔昌说：“1947年秋，我国首次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作三辑传到海外，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高质量的译文。”大陆学者罗新璋说：“朱生豪译笔流畅，文词华赡，善于保持原作的神韵，传达莎剧的气派，译著问世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读者。”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朱生豪的译本为主体，又加上方平等人补译的六个剧本以及莎士比亚的全部诗歌，终于出齐了中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然而，这一切朱生豪都已听不见，也看不见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一封信，是写给远在重庆的弟弟朱文振的：

        这一年来，尤其是去年9月以后到现在，身体大非昔比。因为终日伏案，已经形成消化永远不良的现象。走一趟北门简直有如爬山。幸喜莎剧现在已大部分译好，仅剩最后六本史剧。不管几时可以出书，总之已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朱生豪就这样走了，走时才满32岁！他“替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但是当年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名字……

本文摘自《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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