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翟永明之后，还很少有像郑小琼这样的诗人让我如此触动。当我读到她在《人民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发言“珠江三角洲有四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没了疼痛感，诗歌便没了灵魂”，我真切感受到自己心底被这讲述扯拉着的疼痛——这是一个人的疼痛，这也是一个工业时代的疼痛，更是一个民族的疼痛。

       她的诗歌意象是那么陌生。在那里，我们会听到机器模具“哐当、哐当”的轰响，会看见一张张年轻女性的脸：冯金娥、刘淑芳、李燕、裴斐……在她们的身边是废料筐，是被剪下来的披风胶片，是四轮小车，是黑色的抽手架，是巨大的机台，是原料胶粒，是闪亮的指示灯。她们的生活中，有坚硬冰冷的铁，也有在高温里很快就被熔化的铁，有无休无止的永远开动的流水作业。当然，在那个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南中国的流水线上，也有着我们看不到的断指。在郑小琼书写的世界里，有黄麻岭，有塑料工厂，有日益被工业排泄物污染的村庄小河，有分居的打工夫妻，有城市的拾荒者，有躺在医院里受了工伤的工人，有在工厂门口等着拿可怜的赔偿金的工友——我读这些诗歌，为自己曾经忽略和忘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群感到过羞愧。

       只把郑小琼的文字等同于对打工生活的再现并不是真正的理解。在一次对话中，这个年轻的女子讲起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公共汽车站，我看到了很多擦鞋女工，她们一天收入是二十块钱左右，在中国很多地方，上一次公共厕所需要交费一块钱，一个正常的人一天是三到五次的排泄，如果他每次交钱上厕所的话，差不多是她一天收入的20%了。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中国GDP的20%左右都让招待费这一项花掉了，两者在百分比上差不多相同。还有一则是电视新闻上某地擦鞋女工在公共绿化带丛中拉尿，遭到很多人的谴责。这三个事情一直横亘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想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她说这是她为什么写《内心的坡度》这首诗的起因。当她说这些随地拉尿的女工们时，就仿佛是在说自己，当她为我们计算那一块钱的宝贵时，就如同珍惜地清点着自己手里那可怜的工资——虽然我们一直强调自己应该关心农民工、关心我们的打工姐妹，但我们却很少能了解这样的心酸与辛苦。

       如果仔细阅读，我们会意识到诗人对诗歌精神日益深厚、扩大与辽远的追求。郑小琼的诗不是为写打工而写打工，不是为代言而代言。她写她自己，也写他们和我们。“他们的身体充满了一股劳动的味道，酸味，我认为这种酸味是劳动的滋味。我的意识中，劳动是累的，而累是酸的，酸累酸累是我时常在地里干活的母亲常说的一句话。这种酸累从上料工的躯体里扑出来，在他们周身弥漫。”面对巨大飞转的车轮，她有比同龄人更清醒的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与思索：“注塑车间的机台是不会停下来的，老板需要它不停地运转，为他生产出利润，厂房，轿车，二奶。我不断地感受到塑料颗粒在熔化，分解，流进模具，凝结，被机器手臂推出，让我们拣好，摆在盆、架、筒里，送到五楼，再被我们装配、打包，让一辆辆货柜车运走。一年一年，一件一件。我们也是这样，把自己的青春熔化，分解，流进每个制品之中，让人打包，运走。”

       很多人说，郑小琼是底层打工诗人，是80后青年，是自强的女工，都有道理。但是，当扯掉这样或那样的标签后她依然是位好诗人，是生活在南中国土地上的当代优秀诗人——她的诗使我们对文学、对写作、对诗歌重新理解，她的工作重新给予劳动者、劳作以及诗歌本身以尊严。她也使我们深刻认识这个时代，重新认识这个被工业化的车轮推动着向前的时代，一个被金钱化的车轮日益主导的时代，一个日益冷漠化的时代。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郑小琼是当代诗人中的佼佼者。

本文摘自《来自陌生人的美意》，张莉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