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小说家的当代文学史

       我喜欢读对话录，尤其是喜欢读批评家和小说家之间的对话录——它可以提供另一条进入小说家世界的路。通常而言，一个人与人交流时的声音，要比他正襟危坐时的声音更可靠，也更接近本性。可是，遇到一本好的对话录，遇到一本既不云山雾罩又不艰涩高深的对话录，又是那么难，它要求谈话双方坦诚相待，要求两个人的世界观和对事物的理解力在一个层面上。这样，采访对象才不会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对话才不会鸡同鸭讲。

       坦率地说，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是我近几年来读到的最好的对话录。它具有优秀对话录的特质：家常，自然，口语化。虽说一位是大作家，一位是优秀的批评家，但两个人没有板着面孔坐而论道，而是老朋友之间慢慢敞开心扉，读来一点也不吃力。这使读者很容易进入他们的空间，进而认同自己的倾听者角色。由此，王安忆的生活打开了另一面：她与保姆的生活，她与父亲、母亲的关系，她人生中的两次关节口——文学讲习所生活、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等等。在我看来，《谈话录》为当代读者提供了一位优秀小说家家常的一面，它一反之前那个勤奋而严肃的创作者形象，让人觉得王安忆仿佛就是一位老朋友，她就坐在对面说起她一路走过的文学人生。

       如果仅仅停留在家常性和随和，那这对话录不会那么吸引人。毕竟两个谈话对象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各有造诣。当王安忆和张新颖讨论到作家的“看”，当王安忆讲起她如何理解鲁迅、沈从文的“看”，讲到她生命中遇到的文学前辈，当她评点当代的同行作家张承志、张炜、莫言等人的作品和为人时，我们会强烈意识到在朴素语言背后的其实是一位有着敏锐感受力的小说家，而且，随着她的讲述，我们会发现她已然创建了自己对文学的一整套完整理论和体系。是的，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是这部对话录最大的优点。

       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最有趣的莫过于王安忆讲述自己与同行的关系。比如她讲起自己给史铁生织毛衣，最喜欢和他一起讨论形而上的话题，比如她说到和张承志在北京一个公园里聊天，和莫言初相识时他觉得她有些娇小姐，等等。某种程度上，当代作家以及当代文学以一种家常的故事性形象在对话录中出现，这实属难得。这部对话录不仅对我们理解王安忆至关重要，还是一次从王安忆角度出发的“当代作家印象记”——她的价值判断当然不是唯一正确的，但却是有趣和有意思的。从这里出发，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小说家在从自己的角度讲述当代文学史，所以，它既是个人的口述史，也是个人观照之下的当代文学史。

       我喜欢这部对话录，它为当代对话类文体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式。

       适度的沉默是作家的美德

      《对话启蒙时代》是不一样的对话录，确切地说它是对王安忆新作《启蒙时代》的解读，尽管署名为王安忆、张旭东，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问一答。二人之间的对话只是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张旭东对《启蒙时代》的解读，第三部分是罗岗、倪文尖、张旭东等人带领学生对《启蒙时代》的讨论，第四部分“虚构与非虚构”是王安忆在纽约大学东亚系的座谈。如此之厚的解读文本以如此之快的速度问世，尤其是由一位海外学者及其学生、同行全程参与，这对小说真有些盖棺定论的意思了，恐怕中国文坛也只有王安忆可以享此殊荣。

       其实，《对话启蒙时代》的许多章节都在今年或去年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我并不反对把在杂志上的对话收录进著作出版，但是，我对这四部分的重叠/重复性的表达深为不满。后两部分虽有其他人对话，却远称不上众声喧哗，你甚至听不到对这部小说的任何困惑，更不要说不满。要知道这些读者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并不相同，可是，在张旭东和王安忆面前，他们几乎都采用了同一个视角阅读《启蒙时代》，既没有去年以来一些读者对这部小说枯燥无味的感受，也没有一些读者对这部小说说教气息的不满，仿佛这些批评声音完全不存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建构了单一封闭的精英读者阅读空间，而问题是，当阐释几乎以同一种声音、视角和观念出现，没有任何的疑问，有的只是赞美、赞扬以及诸多的被许多理论话语包裹着的夸奖——那么，这是不是一种过度阐释？当《对话启蒙时代》呈现出一边倒的赞美之势时，名为对话，但对话效果何其有限。那么，对读者来说，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话语”暴力？既然有如此多的重复性和单一性意味，那么出一本专著、一本如此之厚的专著，其意义何在？

       解读和评价其实是一种权力，如果是著名人物参与的解读，它对读者意味着一种威压，尤其是用那么长的篇幅和容量来讨论一部新作，更意味着一种话语霸权。在《对话启蒙时代》问世之前，有过关于《启蒙时代》的讨论会，但它的影响力远不如以著作的权威方式推广更引人注目。现在，我们很难不把《启蒙时代》当作一部经典，至少也应该看作是一个饶有兴趣的文学/文化事件——那些仰慕张旭东、纽约大学等名头的读者，尤其是尚未读过小说本身的读者，看了这部对话录将很快认定《启蒙时代》是本大著作——这就是传媒时代权威批评家的功能与权力。

       “提线艺人”走到了前头

       还好，在读《对话启蒙时代》之前，我有阅读小说《启蒙时代》的经验。坦率地说，我是受到对话录的影响又重新读了小说，重读经历让我想到童话《小马过河》。必须要说的是，作为读者的小马们，最好能亲自过一下“河”——不被他人的观点蛊惑去读小说是对小说家最大的尊重，也是对文学最大的尊重。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小说《启蒙时代》让读者深入阅读的能力并不够，这本小说中，小说家带领读者进入小说世界的能力欠缺。读者和人物之间是排斥和拧巴的，尽管我认同小说家关于启蒙时代的创作理念。在我眼里，小说本身既没有某些批评家们说得那么“好”，也没有另外一些批评家说得那么“难看”，把《启蒙时代》放进王安忆的诸多作品中，它也并没有那么令人称道。正如这部对话录中提到的，这本小说其实是“思想剧”，在读作品时读者会有疑问，每个人物都是王安忆“启蒙”观念的棋子，包括南昌和小老大在内的诸多人等都是小说家的木偶，王安忆则是那提线的“艺人”。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或深或浅的程度上，小说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大抵如此，也说得通。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对话启蒙时代》中那个“提线艺人”走到了前头，她明白无误地把如何“提线”、如何表现、如何设置人物、希望哪个人物传达什么思想、又是如何让他们传达的一一道出——作为王安忆多年的读者，我对她这样的做法深感吃惊。小说是魔术也好，神话也罢，最终落脚于它的魅惑性。我在阅读小说本身时，虽然觉得这小说并不那么好，但它还是有着某种魅惑性，能让人触摸到那个时代的光泽。

       在我眼里，《对话启蒙时代》的出炉仿佛是音乐声里的枪声，其功能是“去魅”——它把小说本身的含混性、间接性全部消解，把所有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光泽全部抹掉，只留下可怕的观念和思想。它让人觉得只有理解小说的某一个路径才是正确的。更要命的是，我们读完《对话启蒙时代》后会发现这本小说原来不是用来“读”与“感受”的，而是用来在教室里的圆桌前“解释”和“概括”的；小说家写这本小说不是为了让我们阅读、经验、体会，不是和我们一同感受一个世界/时代；原来这本小说的缘起是有着话语权和强烈阐释欲望的人捏造一些纸上人物使我们理解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进而确认他们自身的精英气质和启蒙才能！老实说，我真希望自己没有看过这部对话录，那么，我还可以保留阅读小说后的某种含糊的感受性。

       一位小说家与一位批评家一起讨论自己新作的行为并不是不可以理解，事实上它是必要的，但是，像《对话启蒙时代》这样不厌其烦、长篇大论地阐释自己对每个人物的设计、如此尽情地表达对每个人物的定位，还是让人有些不能接受。能想象鲁迅先生用同等的篇幅和别人讨论《阿Q正传》，能想象妥斯托耶夫斯基和别人对话《罪与罚》吗？有哪部经典作品是靠与人对话和自我阐释获得其经典地位的？读这部对话录，我特别庆幸自己热爱的曹雪芹先生离世时没有留下关于《红楼梦》的只言片语，庆幸他没有以自己权威的语言为我们固定住解读《红楼梦》的角度，尽管有着脂砚斋的评点，但小说家本人最终还是保持了他高贵的沉默。现在想来，一位小说家对自己作品的适度的沉默，该是何等的美德！

本文摘自《来自陌生人的美意》，张莉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