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她是一名个性主义者；有人说，她是一位悲情女作家。《萧红传》的作者肖凤曾这样总结她的一生：“她既脆弱又倔强，具有一颗特别需要怜爱的多愁善感的灵魂，却又能够坚强地面对坎坷而又不幸的命运。她早年丧母，童年生活缺乏温暖和爱护；成年之后，把希望寄托于爱情，却又屡遭挫折，几次离异；生过两个孩子，一个病死，一个不知下落；一生追求爱和温暖，最后落得客死异乡。在有数的几位中国现代女作家中间，她要算是活得最短，经历也最坎坷的了。”

——萧红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又一位命运特殊的作家。

萧红的悲剧，其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似乎要归结于她的主观要求与客观现实的不统一了。萧红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在创作上，她有自己的追求与探索；在生活上，她有自己的梦想与憧憬。然而，客观的一切却在顽强地阻止着她，不仅使她的一生充满着寂寞感，而且使她的一生浸泡在悲剧的色彩之中。在这众多的客观现实因素里，日本侵华战争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作为一名东北籍作家，她要比别人更多地尝受了这一痛苦和耻辱。

萧红的一生都在逃亡。萧红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之中。

为了逃避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她从中国最北边的黑龙江省一直逃到了最南边的香港，然而罪恶的战火仍然没有放过她，且令她最终惨死在了已经沦陷敌手的异土他乡。

萧红的第一次逃亡是在1934年的初夏——她与萧军一起逃出了当时已经成为殖民地的东北老家。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年，萧红刚满20岁。随后，她在东北地下党的引导之下，积极地投入到反满抗日斗争当中。她参加了为救济灾民而举办的画展；参加了为宣传民众而组织的星星剧团；她还积极参与了文艺副刊《夜哨》的创办，以“悄吟”和“玲玲”的笔名陆续发表了各种文体的作品，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尤其是她还同萧军一起，自费出版了一部小说散文集《跋涉》——以此奠定了他们二人在东北文坛的地位。

然而，这一系列的工作最终遭到了日伪统治者的注意。星星剧团的演出流产了，副刊《夜哨》被迫停了刊，刚刚出版不久的《跋涉》更是被严厉查禁……周围的同志们或是被捕或是失踪，萧红与萧军二人也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前往青岛，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逃亡。

到青岛后仅仅才住了四个多月——亦即1934年的10月底，萧红又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二次逃亡。

那天是中秋节，由于特务的破坏，当晚国民党于全城实行大搜捕，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以及萧红与萧军二人的好朋友舒群等人全都遭到逮捕，整个市委机关被破坏。萧红与萧军不得不再次逃离——二人藏身于“大连丸”的货舱里，前往举目无亲的上海，寻找左翼文学的大本营。

上海的生活——除却与萧军的情感纠纷外——应该说在萧红的一生当中属于最为安定的一段时期了，她不仅得到了鲁迅先生的热忱帮助，而且也创作出了包括《生死场》在内的大量优秀作品。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仅仅维持到了1937年的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再次粉碎了包括她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美梦。

那天，她亲眼看见了满载着炸弹的日本飞机在中国的天空出没——“不，那不是一只，那是两只，以后又来了几只。它们都是银白色的，并且又都叫着呜呜的声音……在我的窗外，飞着，飞着，飞去又飞来了的，飞得那么高，好像有一分钟那飞机也没离开我的窗口。因为灰色的云层的掠过，真切了，朦胧了，消失了，又出现了，一个来了，一个又来了。看着这些东西，实在我的胸口有些疼痛。”“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萧红即写下了这篇纪实性的散文《天空的点缀》；四天之后，即8月17日，她又写下了另一篇散文《火线外·窗边》，继续向世人报道上海的战况——

M站在窗口，他的白色的裤带上的环子发着一点小亮，而他的前额上的头发和脸就压在窗框上，就这样，很久很久地，同时那机关枪的声音似乎紧急了，一排一排地爆发，一阵一阵地裂散着，好像听到了在大火中坍下来的家屋。

萧红开始失眠了，九天之后她写下了《失眠之夜》，记载的就是她与萧军夜不能寐，整宿思念故乡的情景。至于“火线内”的情况到底如何，萧红无从知道，10月22日她只能再以“火线外”为题，写下了她于轮船上所看到的三位为国负伤的战士的情景，间接地向世人报道了中国军人的英勇奋战。

战事越来越紧，上海眼看就要沦陷了。萧红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三次逃亡——1937年的9月，她与萧军一起，乘上了开往武汉的火车。

这一路的情景，除了上述那篇描写三位伤兵的文章外，萧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但是当她下了火车换上一艘驶往江汉关的轮船时的狼狈景象，却被一位名叫锡金的文人记载了下来了：“我们靠上了一艘不足千吨的黑色的不大的船，从船舷攀绳梯登上了甲板，宇飞检疫去了，我就在甲板上观望那一幅乱糟糟的流民图。在我面前，有一位年青妇女坐在她的行李上，双手支膝，捧着头，在她的双足之间是一摊呕吐出来的秽物；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位双手叉腰的个子不高的精壮的汉子。我想，这里不就是现成摆着的霍乱患者吗？”

萧红在武汉停留的时间同样很短暂——其中还包括前往临汾与西安的两个月，然而炮火竟再一次地紧追而来，武汉的陷落也迫在眉睫了。1938年的9月，已经与萧军离异、与端木蕻良结为伴侣的萧红，第四次走上了逃亡之路——乘船西行，前往陪都重庆。这一次由于端木先期出发，结果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上路了。这是后来骆宾基根据萧红的口述，而做的记录：“……她一个人在天还没有放亮的码头上，为纵横的绳索所绊倒。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她已怀着将足九个月的胎。她衰弱而且疲倦，手上还提着包裹。她倒下来了，但还想挣扎着爬起来，然而这是徒然的，她已经没有支持身体的臂力了。……她躺在那里，那是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一种平静，四周围是没有什么人的，她坦静地望着天上的稀疏的星星。她想：‘天就要亮了吧！会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的吧！警察走过来一定会有许多人围着，那像什么呢？还是挣扎起来吧！’然而她没有力量……到底，她借着一个赶船人的扶助站了起来。”

萧红在重庆一直住到1940年的1月中旬。除了雾季之外，她几乎没有一天不经历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央公园被炸了，水池子旁边连铁狮子都被炸碎了。在弹花飞溅时，那是混合着人的肢体，人的血，人的脑浆。这小小的公园死了多少人？我不愿说出他的数目来，但我必须说出他的数目来，死伤×××人，而重庆在这一天，有多少人从此不会听见解除警报的声音了！”这是萧红身临其境的报道，她实在是不胜烦躁。那是1940年的1月19日，她与端木蕻良一起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五次逃亡——二人一同飞往了香港。

这一次，她走得实在是太匆忙了，竟连亲朋好友都没来得及辞行。她在香港完成了《呼兰河传》，完成了《马伯乐》，尤其是于1941年——即“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的时候，写下了那篇有名的《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沦落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

当每个中秋的月亮快圆的时候，我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或幼年的亲眷。

……家乡多么好呀，土地是宽阔的，粮食是充足的，有顶黄的金子，有顶亮的煤，鸽子在门楼上飞，鸡在柳树下啼着，马群越着原野而来，黄豆像潮水似的在铁道上翻涌。……但是等待了十年的东北同胞，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心火越着越亮，而且路子显得越来越清楚。我们知道我们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作战位置——我们的位置，就是站在别人的前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打开门而是最末走进去的人。

东北流亡的同胞们，我们的地大物博，决定了我们的沉着毅勇，正如敌人的家当使他们急功切进一样。在最后的斗争里，谁打得最沉着，谁就会得胜。

我们应该献身给祖国作前卫工作，就如我们应该把失地收复一样，这是我们的命运。

…………

谁也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了萧红留给人间的最后一部作品。此后她开始被病魔缠绕，终日发烧和咳嗽；更没有想到，这一年的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又一次被困在了已经落入敌手的九龙岛上。这一次她再也无法逃亡了，医生的误诊不仅使她的刀口久久不能愈合，而且使她本人再也无法从病榻上站立起来了。

她不愿意死——她还不满31岁；她不愿意死——她还有一部小说尚未完稿。那天她将骆宾基叫到了床前，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构思，希望对方能够帮助她最终完成。骆宾基记载下了那一夜的情景：“……适英日隔海炮战极烈，然口述者如独处一境，听者亦如身在炮火之外。惜未毕，而六楼中弹焉，轰然之声如身碎骨裂，触鼻皆硫磺气，起避底楼，口述者因而中断……”

1942年1月22日的上午11时，萧红终于寂寞地离开了人世。她一生都在逃亡，但最后还是死在了战争的硝烟当中……

  “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是萧红生前曾经说过的话。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她感觉到自己“会掉下来”呢？无疑，战争是她感觉到威胁的最根本的因素。

本文摘自《大师的抗战》，陈虹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