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从2003年开始，我就感到了一种不可回避的宿命——苍老。那一年，我三十岁。春节回家，母亲和妻子正包饺子，我在旁边抱着儿子看、说话。笑声四溅。想起小时候，每年小年二十九那天下午，家家户户都在包饺子，有闺女的人家往往最快，一会儿就包好了全家人吃的。我没有姐姐妹妹，父亲、我、弟弟都是粗男人，对包饺子这等精细活计，只能看和吃。每次，都是母亲弓着腰揉面，擀皮儿，调馅儿，再一只只地包。等包够一家四口人吃的，已经是日暮黄昏、灯火照夜了。放下最后一只饺子，母亲站直身子，长出一口气。等我和弟弟娶了媳妇，包饺子的活计，母亲依旧是主力。只有我和妻子带儿子回家，包饺子主要劳动力才换成妻子。

乡村冬天到处都是风，刮着尘土，也刮着贫穷。北方茅草与幽蓝天空使得南太行了无生机。那一年，儿子两岁，好动，眼睛四处逡巡，总是要妻子抱。好不容易在我怀里安静下来，把脑袋歪在我胸口作势欲睡。母亲忽然说：“过了这个年，你就三十一了吧！”我猛然一惊，有一种冷兜头直下。我沉吟了一下，纠正说：“三十！不是三十一。”母亲说：“按照咱这里的说法，就是三十一了！”我忽然大声说：“是三十，不是三十一！”儿子猛地睁开惺忪眼睛，一脸惊慌地看着我。母亲沉默。妻子斜了我一眼，看着母亲笑笑说：“三十和三十一没有啥区别。你也真是的，这和娘有啥可争的？”

我呆立了一会儿。把儿子包严实，掀开门帘，出门回自己房间。那天西风特别硬，吹在脸上，像是谁在用木板拍。看到院子里那棵已然庞大的椿树，身上满是刀刮斧砍的斑驳痕迹，我忽然想哭。也知道，对于人来说，时间才是最不可饶恕的，它才是全人类和所有事物的缔造者与收割者。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特意在灶火里拿了一根还没燃尽的木棍，提了一串鞭炮，像小时候那样，冲出房间，撞开黎明，在院子一角，点燃，让它们炸响。快炸完的时候，使劲向上一甩，热烈的鞭炮如成串流星，迅即而灿烂。

这算是对童年乡村年节场景的一次重温，也是对忧伤和悲伤的一种反抗。在年龄问题上，我不是故意要和母亲争，而是不能接受。三十岁以前，我觉得人生无限，有诸多的躁动和光亮、无度与狂妄，生命还具备着无法测量的长度和厚度，怎么挥霍都不为过。可一过三十岁，一切就变了，如同一片青草突然蒙霜，一处流水遭遇险滩。正好我的生日也在春天，过了那一天，我的内心当中就多了一层薄脆的东西，稍微触碰，就发出令人心酸和悲伤的声音。那种声音还特别尖利，好像针刺，常常使得我感到一种无力的宿命感。有时是我高兴时候，一群人、一桌人正在口吐莲花或满嘴色彩，突然有人询问年龄，我顿时怔住，浑身像被剥了一层皮，神情黯淡、委顿，但又不得不以结霜的嗓音告诉对方。

这显然成了我的一个忌讳。有些时刻，悲伤之后，我安慰自己说，从三十到四十还有一段距离呢！霎时间又高兴起来。觉得十年时间又是一个可以任由驰骋的生命季，独自欣欣然，情绪饱胀如解冻的冰河。人总是自我欺骗，并以这种方式获得自信和活着的基本信仰。但这并不长久，在单位，经常填写一些表格，几乎每个表格姓名和籍贯下来，就是出生年月或直接写年龄。可能是条件反射，一看到表格，我就下意识地紧张，填写时候，沉静肃穆，好像面对一场战争、一个心怀叵测的敌人，也好像一个无底深渊，一旦落笔，就连皮带肉地摔落进去。就此，我写过如下诗句：“人生如此惊悚/面对年龄我满目虚空/一支笔下去，遭遇一把刀/一串数字之后，世界如此雄厚/而一个人，作为祭品，时间总是照单全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