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独立

独立运动创造了当今多数拉美民族国家，其根源是欧洲发生的事件。大多数独立运动并不激进，也没有带来灾难性的社会秩序变化。因此，不少动力表现得偏于保守，却形成了19世纪初年轻共和国的方向。我们的故事开始回到欧洲。

西班牙波旁家族于1713年成功加冕，王朝的君主们力图扭转西班牙在欧洲和美洲下降的局面。为了支撑“新大陆”抵御欧洲竞争性强国，为了增加王室收入，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实施了影响深远的行政和政治改革，即“波旁改革”。改革的一项内容是增设总督辖区——其中一大辖区设于南美洲北部的新格拉纳达(首次是1717年，第二次是1739年)，管辖现代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另一辖区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776年)，被称为拉普拉塔总督辖区(Viceroyalty of Río de la Plata)，主管现今的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

另外，卡洛斯三世(Charles III，1759—1788年)建立了监政官制(Intendancy System)，用以取代哈布斯堡(Hapsburg)王朝复杂的行政体制。事实上，这就以“监政官”(Intendant)——直接向国王而不是总督负责的地方管理者——取代了西班牙美洲令人憎恨的行政长官(Corregidores，地方行政和司法官员)。几乎所有的监政官都是西班牙出生的半岛人，而不是美洲克里奥尔人，这大概能确保其对君主的忠诚。监政官们极大地增强了王权对政府的控制，但他们与日益壮大的克里奥尔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因为后者中的多数利用了宽松的管理。

上述趋势体现于地方法庭的管理当中。17世纪末的哈布斯堡王室急需资金，28将法庭任命权公开出售(如17世纪初的菲利普四世就曾如此)。该权利由克里奥尔人购得，至1750年时，93个法官中有51人出生于美洲。波旁王室逆转了这一趋势，至1807年时，99个法官中仅有12人是克里奥尔人。最终，克里奥尔人决定为了权威与声望而另寻他处。

他们找到的位置之一便是镇议会(Cabildo)。直到18世纪初，此类机构几乎都没什么功能。议会官职并非总能找到迫切的买家。然而，随着监政官的到来，征税有效性提升，使得镇议会收入增加——其作为地方议会的功能也因而得以重归。由此，镇议会成为克里奥尔人政权的机构基础。

卡洛斯三世还试图通过加大王室对教会的控制，以此来提升王权。最大的改革步伐是1767年时将耶稣会(Jesuit Order)逐出所有的西班牙美洲地区。卡洛斯视耶稣会为国中国，即权力与财富的竞争者。耶稣会最优质的财产被拍卖，而其收益当然归于国王。

军队则是另一类权力来源。为了抵御外界威胁、粉碎一切潜在叛乱，国王下令成立殖民地民兵，这成为急切渴望地位的克里奥尔人获取声望的绝佳来源。但是，这也改变了军事平衡。例如，到1800年时，在新西班牙总督辖区，西班牙常规陆军仅有6000人——而殖民地民兵却有23000名美洲出生的士兵。殖民地民兵是此后为独立而战的爱国者军队的基础。

为了强化其对欧洲的控制，西班牙波旁王朝尤为希望促进殖民地的经济发展。291778年，卡洛斯三世颁布了《自由贸易法》，这意味着，西班牙美洲的24个港口可直接与任一西班牙港口或彼此之间(但不得与西班牙境外的任何港口)进行贸易。贸易不再仅限于四大殖民地港口(韦拉克鲁斯［Veracruz］、卡塔赫纳［Cartagena］、利马［Lima］/卡亚俄［Callao］和巴拿马［Panama］)，也不再为西班牙加的斯港(Cádiz)所垄断。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快就从这项措施中获益。事实上，在这些之前被禁的路线上，走私贸易早已蓬勃发展。但是，由于能够对原先走私的货物征税，王室的关税收入增加了。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上述原因，波旁王朝时期的殖民地经济在许多方面蓬勃发展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在1776年时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到1800年时已发展成一个拥有5万人口的城市。18世纪90年代时，墨西哥铸造的白银和黄金达到了40年代的3倍之多。世纪之交前后，贸易得以迅速发展。

波旁王朝的政策似乎是成功的。管理变得更加有效，防御提升了，贸易快速扩张，政府收入也增加了。但是，在这些变化中，有不少威胁(或通常是试图威胁)克里奥尔人要降低其地位和影响，这使其深感不安。最终促使西班牙美洲选择独立的原因正是克里奥尔人的地位受到挑战，而不是启蒙思想(Enlightenment Thought)的影响，也不是英国北美殖民地的示范作用。

殖民地曾反抗西班牙统治的确立。1780年，自称是印卡统治者直系后裔的图帕克·阿玛鲁二世(Túpac Amaru II)率领一支近8万人的军队，掀起了印第安人起义。将近两年的残酷战斗，这场席卷秘鲁和玻利维亚南部的起义才被扑灭。1781年，新格林纳达(New Granada)总督辖区索科罗(Socorro)的居民强烈抗议加税，暴乱遍及辖区多地。尽管爱国的拉美史学家往往将这些事件描述为19世纪克里奥尔人所领导的独立运动的“前兆”，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图帕克·阿玛鲁二世而言，其起义中部分人将目标指向独立，但要以印第安人为领导的条件永远都不会得到克里奥尔人的坚实支持。而就1781年的新格林纳达叛乱而言，示威者并未寻求独立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他们的抗议是属于系统内的，而不是反对这个系统本身。

那么，独立是如何到来的呢？拉美的命运再次被“旧大陆”的王朝政治所决定。法国革命期间，在帮助法国波旁王朝挽救其王权的努力失败后，西班牙与法国于1796年结成了联盟，该盟约直接导致西班牙海军在特拉法加战役(Battle of Trafalgar，1805年)中被歼灭。1807年，法国时任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下令出兵占领葡萄牙，而后者是英国的长期盟友。拿破仑的军队到达首都里斯本的山丘之时，英国皇家海军正在将葡萄牙布拉甘萨王室(Braganza)及其宫廷送往巴西。拿破仑的军队于是转向了西班牙。1808年，他们占领了马德里，拿破仑的兄弟约瑟夫(Joseph)被授予西班牙王位。正是这一举措激发了殖民地的反抗。

30费迪南德七世(Ferdinand VII)被拿破仑俘虏后，其支持者团结起来，此时，西班牙开始反抗约瑟夫。塞维利亚(Seville)以费迪南德的名义组织成立了军政委员会。1810年时，议会继而成立，西班牙自由派成为其中的主导者，他们占据了因君位缺失而产生的真空地带。1812年，议会颁布新宪法，宣告其权力，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对国王的作用也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