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小书馆”系列：《中国政治二千年》，

作者：张纯明，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月

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史，流长路远，且不说那至今让国人心潮澎湃的“汉唐气象”，就是到了清康雍乾时期，还被欧洲诸多国家视为楷模，柏拉图梦想中的理想国似乎在东方得以实现。

中国有一套靠知识文化和道德来管理的政治体系，运行了数千年之久，不但依此来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而且使其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至少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文化、科技、经济诸多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难怪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羡慕溢于言表，直要视康熙大帝为自己的偶像。

然而历史证明，大清承继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只是听上去很美。以致不用等到道光年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来摧枯拉朽，一个从遥远的国度来的名叫马戛尔尼的人就预言了它的衰败。他在乾隆盛世时，到中国小逛了一圈，就发现这个国家的繁盛和强大只是徒有其表，只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收拾了。繁花似锦的光耀中，梁柱已经腐烂……仅仅百年间，欧洲对中国的钦羡就变成了鄙夷。

如果当时马戛尔尼把这番话说与中国人，肯定会被无数人斥之为：蕞尔小邦之民，无知狂妄之词。但过了一百多年后，张纯明先生在重庆开始写《中国政治二千年》时，马戛尔尼的预言早就经历了现实验证。他不得不说：“以往的异族所带来的文化根本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现在的异族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如果我们还存着同化他们的梦想，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中国人在自大、自卑过后，终于肯静一静，考虑一下中西方政治制度之间的差距了。《中国政治二千年》就是这样一部探讨“差距”的反思之作。

作者张纯明是河南洛宁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多年，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攻读社会政治学，据说与原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同班同学。后在耶鲁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是兼具中西视野，学跨古今的政治学人才。因此写这本书，也可看作书生本色，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然而，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抗战危亡之际，不平静的书斋内，轰炸的呼啸声中，回溯中国两千年政治的沿革。纵向，由秦汉直至明清，观中国政治制度的草创、完备、烂熟、修补、糜烂；横向，自皇帝、官吏、士大夫、幕僚，看人在政治中位置作用心态的演变。张纯明先生显然有更深的立意。

其时，中国自辛亥年间天翻地覆后，已历三十年。见惯了国家积贫积弱，国势危殆之际，欲使国家自强之士，急于通过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来实现中国的崛起。民初共和宪政理想的破裂，军阀混战的荼毒，西方的国会、代议制纷纷登场，各类政党与政治学说消长泛滥，中国政治却始终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建一个政权的空壳，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并不会改变国人对政治的态度。照旧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不过是军机处换成国会，皇帝换成大总统的舞台戏法，吸引的仍只有看客和野心家。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讨论政治、政体，中国两千年政治的积弊，张纯明先生是要通过反思，找到中国政治的症结，寻求未来的发展。

《中国政治二千年》虽只区区几万言，但高屋建瓴，犀利深刻，洞见迭出，给予读者众多的启示。

为何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士绅阶层的管理顶替了政府机构，民间的道德置换成法律，政治留给帝都之内的皇帝巨宦来玩，“政令不出都门”，老百姓对于当今掌权者的政治作为知之甚少。为何中国少数把持政治的人物，热衷于倾轧、高调，贪腐盛行，上至皇帝、中央大员，下至书吏、幕客，是什么造就了一盘散沙的政治形态？中国的政治体系，究竟在何种背景下，逐步演变，其中的原由何在？弊端何在？这正是张纯明先生所讨论的问题。

如张纯明先生所说，中国人两千年的政治，是受中古时代的经济科技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限制演进而来的，积弊已久。在中古时代，社会结构松散、生产力水平低下，在维持社会稳定性上才能颇有建树。西方并非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只不过是在新的生产力逐步萌生后，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变革以适应近现代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政治跌宕后，面临近代化现代化来临，仍抱持千年不变的政治结构，仅作枝枝蔓蔓的 改进，终至张皇失措。沿承到了二十世纪，和西方的近现代政治体系有了深刻的差距。民族危亡之际，张纯明先生的目光由古及今，探索的不是故纸堆里的陈迹，而是中国未来自强的途径。

“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张纯明先生的这句话深得我心。洋务运动可以买军舰、开矿山、兴制造，真到了阵仗见输赢之时，却屡战屡败。有洋枪洋炮，没有先进的军事思想，组装起来仍和中世纪大刀长矛的八旗绿营无异；开国会，组党派，看似热热闹闹要搞议会政治，袁大总统把枪杆子一亮，议会就成了橡皮图章。有制度，没有制衡，不过是虚架子。两千年制度浸淫，潜移默化铸就的精神体系，不能指望一时政体更迭焕然一新。公民意识的教育，现代精神内核的培养，民众政治素养的提升，都要有水滴石穿的工作，才能让新的政治体系在这块缺乏现代政治思想的土壤上植根茂盛。

《中国政治二千年》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至今，已过了70余年，书中提到的问题、症结，却仍困扰着中国的未来。幸运的是，中国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末世之相，思潮思路错综纷纭，是中国面临深刻改变的时刻。培养国人新的政治精神，才有现代政治秩序可言，才能逐步清理两千年的尘垢。张纯明先生的这部《中国政治二千年》，当然不能一举荡清污秽，辉映古今，但这类于细节处的反省，于精微处的思辨，于根源上探究问题症结的工作，也许正是今日急需的态度。为此，《中国政治二千年》仍值得我们再次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