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帮，官商勾结的盐贩子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六

    中国人是习惯于向后看的。不可否认，在当前这个利益趋动一切的虚假社会，我们大都患上了诚信饥渴症。因此，有人想到了明清商帮，理想化地把他们塑造成以诚信为本，以诚信兴业，以诚信发展的一代“儒商”。细想起来，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误区：首先，诚信本来就是商人（也是每个普通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守则，如果把它当成难得的美德极力炫耀，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就不仅显得可悲，而且可怜；其次，不能因为缺少诚信而无限拔高诚信，它是一种道德品格或者仅仅是职业素质，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也不可能成为商人能否获取财富的决定性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商帮的兴起，还有人一厢情愿地把明清两朝美化成商业繁荣，海晏河清，人民富足的盛世强国。关于明王朝，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揭示它的本质：“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至于野蛮的清王朝，它给中国带来是一次文明大倒退，更不可能使社会经济产生任何创新性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学习前朝旧例，萧规曹随而己。不想“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是怕人民普遍富裕后依仗财势，傲视官府，危及政权；使“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是怕官逼民反，从另一个角度危及政权。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共同采用的阴谋，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有意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刚刚温饱的标准线上。

    千百年来，集权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根本没有光明。从本质上说，明清商帮与宋朝时那些官商勾结的人物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也更具群体性而已。

    还原历史的真实，明清商帮的兴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具体地说，它最初的根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施的“开中制”。

    朱元璋击败蒙元建立明王朝后，仍然视北方游牧民族为最大威胁，遂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称为九边或九镇。这个东起辽东镇海滨，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的巨型防御体系，除发生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动援军外，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漫长的边防体系，如此庞大的驻军规模，给明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供给困难。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秋青草176万束，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消费品。为了运送这些物资，明政府不仅要抽调大批官军，还要征调许多民夫，总之，每年花在驻守长城上的银子就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给的矛盾，明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对晋商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开中制。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的基础上，明政府为解决边饷问题而找到的一举多得之策：省钱、省时、省力。然而，它的初衷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富商。

    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让商人们向各边镇的边仓纳粮，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盐引、引目），这就是所谓“纳粮中盐”。

    一切由国家专卖的商品都是暴利产品。盐和粮食一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盐和粮食又不一样，它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能出产的特殊物品。因此，它就成了官方可以垄断，进而讹诈百姓，谋取暴利的专卖品。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盐资源的国家，它的价值或者说暴利主要来自官方的垄断。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官员向朝廷建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运至太和岭（山西朔州马邑），路远费烦，清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次年制定全国中盐例，实行了开中制。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使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随着开中制向多元化延伸，除纳粮外，还出现了纳棉、纳布、纳马、纳铁中盐等方式，山西商帮不仅靠多种经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其势力范围亦向两淮、河东等全国所有的盐产地扩张，达到了所谓“贸迁四方”的全国性影响。

    到了明朝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向“折色制”转化。所谓“折色制”，即盐商不必再运送粮食等物资到指定的边境地区以领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取盐引。

    “开中制”成就了山西商帮，“折色制”则促进了徽州商帮的兴起。说到底，引起当代中国人无限遐想，无限向往的明清两大商帮，其实都是靠官商勾结起家的盐贩子。

    实行开中制时，要送粮食等物资到边境才能换取盐引，而徽州偏居一隅，地处大山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又因地狭人稠，自古粮食不能自给，与晋商相比，他们显然不占“地利”。实行折色制后，徽商在内地就可以花钱买到盐引。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徽州盐商成群结队地赶赴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仪征、扬州和淮安等地，徽州盐商的经营，一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