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地的悲剧实为当今世界众多环境挑战的深层原因。 无论市场的力量还是政府的力量作为解决之道，无数古今中外的例证已经实证：在蔑视和打压普通公众管理自然环境的地方智慧和群体/社区权力的前提条件下，一切的管制手段都将遇到使用者每天的“无声抵抗”（everyday
resistance－ James Scott,
不仅适用于农村和农民!）。
这种抵抗可以是：口是心非地不认可，消极不参与，积极不合作，故意破坏和捣乱等。
最终导致国家或者商业的管理和维护成本急剧上升，直到管理机制失效，环境和资源成为一种实质上失控的开放使用状态，最终走向自然环境的崩溃。
结局是一个双输或者全输的情形。
如江苏某县最近欺骗公众以“修建太公庙”之名为垃圾焚烧项目暗度陈仓，如各种强行拆迁的地产开发项目，各种以能源生产，灌溉和防洪为名大修水力发电设施的项目，投资发展并没有错，错的是搞开发的方法，和为谁搞的思路。
这些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否公平分配暂且不说，为这些项目强占资源和土地的社会示坏，向公众和社会传达的信息无非就是：公理和制度不可靠，没有可信的程序和政府来主持诉求弱势的权力，遇到机会八仙过海各自抢，抢到自己手里才是真理。
“小人物”参与制造小人物的公用地悲剧，大人物炮制大人物的公用地悲剧， 社会和自然生态不崩溃行吗？
而要停止公用地的悲剧的不断上演，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让所有的使用者感到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是有机会参与的，是可寄托的，因此也是有必要遵守的。
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因此有较重的任务来传达和展示这样的正面信息。
光说是不能服人的，必须要通过行动来证明给公众看。
现在就是这样的机会！大家的耐心正在一点点地被抹去，被耗尽。
以下是有关公用地悲剧的摘抄：
公用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一个经典寓言，说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为什么共有资源的使用大于合意的水平。
1968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公用地悲剧》一文，作者加勒特·哈丁总结出一个著名论断“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
哈丁设想，古老的英国村庄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用地，每个牧民大小取决于其放牧的牲畜数量，一旦牧民的放牧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过度放牧就会导致草地逐渐耗尽，而牲畜因不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就只能挤少量的奶，倘若更多的牲畜加入到拥挤的草地上，结果便是草地毁坏，牧民无法从放牧中得到更高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用地悲剧”。在几乎所有的公有资源例子中，都产生了与公用地悲剧一样的问题：私人决策者过分地使用公有资源。政府通常管制其行为或者实行收费，以减轻过度使用的问题。
环境的恶化、拥挤的道路是现代版的“公用地悲剧”。
以上来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754.htm
马兹晖
宏观组首席研究员
2009年10月12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Elinor Ostrom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Oliver
Williamson获得本年度经济学奖。这个结果可谓大跌眼镜，事前被看好的几大热门人选全部落空，两匹黑马异军突起。特别是Ostrom教授，作为第一个获得经济学奖的女性，但严格来说却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经济学界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有人开玩笑说，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对Ostrom教授获奖感到愤怒，因为这意味着以后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也可能获得经济学奖，经济学家的竞争对手增加了很多很多。不过，Ostrom教授在制度选择、公共治理领域的研究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体制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Ostrom教授的学术思想和现实意义。
Ostrom教授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公用地悲剧”问题的研究。目前很严重的海洋鱼类过度捕捞就是典型的“公用地悲剧”。事实上，很多渔民都意识到了过度捕捞海洋鱼类将会造成鱼类灭绝，破坏生态，最终毁灭打渔业，但每个渔民仍然是尽可能地多下网、多打鱼。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海洋中的鱼没有主人，谁打到是谁的。对单个渔民来说，打到鱼可以赚更多的钱，完全享受打到鱼的好处；而鱼群减少甚至灭绝，造成的损失是所有渔民共同承担，单个多打鱼的渔民只承受损失的一小部分。因此即使所有渔民都同意整体上应当减少捕捞，却都希望自己可以多捕捞。这样渔场里的鱼就成了一块“公用地”，悲剧发生了。
公用地悲剧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地下水过度开采、草原过度放牧、过度砍伐破坏森林都是公用地悲剧，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一种行动带来的利益被行动者独自享受，损失却是和其他人一起分担，于是每个人都从各自利益出发，损害了整体利益。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这类悲剧呢？传统思想认为，应当实施政府控制。我们还是用海洋捕鱼的例子来说明。
政府控制派认为，可以让政府规定每家捕捞的数量，这样总捕捞量得到了控制，也能避免悲剧。一般认为，要么市场化要么政府控制，非此即彼，否则不能避免悲剧发生。
Ostrom教授却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控制并不能解决公用地悲剧，反而是所有参与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形成合作，化解悲剧。
Ostrom教授观察到，在瑞士的农村，一些公共草地被合理使用了数百年却没有过度放牧的悲剧，日本的一些公共森林历经数百年也没有过度砍伐，瑞士和日本的农民在没有政府干预下达成了精巧而公平的合作，有效利用了资源又避免了悲剧。她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干预并不是有效措施，政府通常如果能为益相关各方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协商谈判的渠道，各方常常能够设计出有效的机制实现合作，避免悲剧的发生。
Ostrom教授分析了这些合作机制，发现这些合作机制非常多样化，例如在瑞士，避免过度放牧，有的农村规定每一家夏天放牧的牲口的数量不能超过冬天的牲口数量，有的村则是村民集体讨论确定一个种的放牧数量，在按比例分配给各家各户。虽然这些合作机制形式千差万别，但本质上都有五大要素：一是机制是合作者之间自发形成而不是外部强加的，二是符合当地客观环境，三是合作者之间能够互相监督，四是违规者会被处罚，五是发生了冲突能够公平的解决。
Ostrom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一些合作失败的案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她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出于好意的介入，反而会打破长期形成的平衡。她指出，理论上政府会为了人民福利提出最好的方案，但现实中的政府并不完美，政府并不完全了解当地的客观环境，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方案常常不恰当也不公平。而且，政府往往并不能有效监督方案的具体实施。更糟糕的是，政府自身也可能腐败与民争利，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反而会刺激短期行为。
因此，对于很多公用地问题来说，政府的直接介入是不合适的，反而是民间团体大有用武之地。NGO等非政府组织没有直接的利益和强制力，反而可以居于中立的位置，为居民提供交流、组织的渠道，常常能够促成合作机制的形成。
Ostrom教授的研究对于中国有广泛的借鉴意义。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强政府主导的社会，民间社会力量发展不足。政府力量过于强势已经在某些方面带来了负面作用，中国一些地区环境破坏、污染加剧就与政府的不当介入有关。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力量也逐步兴起，各种志愿者行动、NGO在环保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将对中国未来的公共治理产生积极作用。但是，目前中国公共治理问题最严重的农村地区，民间组织的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三农问题恶化。政府在推动乡镇直选、增加农民政治权力的同时，还应当鼓励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这才能形成农村多元化，真正改善农村公共治理，实现农村全面发展。
以上来自http://www.52rd.com/Blog/Archive_Thread.asp?SID=2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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