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系本人之硕士论文（导师：徐中舒教授），原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研究生论文选刊》，1986年，后收入邵东方著《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附录（人民出版社，1998年）、邵东方、倪德卫主编《今本竹书纪年论集》（台湾唐山出版社，2002年2月）。又译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3年第3期

续前

 

今本《竹书纪年》的注文

 

今本《纪年》有注，旧题梁沈约作。注有两种：一种为大字注，句首低一格，一种为小字双行夹注。钱大昕以《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不云《纪年》有注，云：今本“附注多采《宋书·符瑞志》。《宋书》，约所撰，故注亦托名休文，作伪者用心如此”[1]。今本之注，果为后人伪托吗？窃以为不然。《纪年》之注，自晋以来即有之，注者亦非一人。考荀勖、和峤等人奉旨校理《纪年》时，即曾随文附注。王隐《晋书》云汲冢得书后，“勖躬自撰次，吏部注写”[2]。所谓“注写”，并非仅仅是将古文“以隶字写之”，同时也含有随文附注之意。束皙亦曾为《纪年》作注。《晋书·束皙传》云：

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析，皆有义证。

高似孙亦云：“时束皙任著作郎，得竹书，随义注解，皆有识证。”[3]查所谓“古本《纪年》”，其中不少显系注文：

帝王之没皆曰陟。

后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人，女无子，焉斵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喜。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汤有七名而九征。

此类文字尚多，不具列。《纪年》本魏人所编大事记，文字简略，而以上诸条，均属注解性文字，与《纪年》正文体例不合，故其为附注无疑。古人引书，本不甚严谨，有时将注文引作正文。而今之辑“古本”者也以错就错，不加区分。将以上注文视为正文入辑，亦属谬误。上引诸条，今本《纪年》皆作附注，与原书体例相合，此亦可证今本非后人所伪作。

至于唐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谓《纪年》“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所谓“是子亹”、“是子常”等语之为《纪年》注文则无可怀疑。

《纪年》除荀勖、和峤、卫恒、束皙等人曾予注释外，其注者还有王接等人。《晋书·王接传》云：“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又云：“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

沈约究竟注过《纪年》没有？《梁书·沈约传》云：“（约）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之王，齐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东官，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沈约传》虽未明言约曾注《纪年》，然云其“校四部图书”，窃意《纪年》或即在所校书中。今本注中时有冠以“约案”者，其为约注无疑。

陈逢衡尝云：今本《纪年》“正文外有另行底一字者，或以为注，或以为正文。然观其语义，似非出一手。……正文下又有小字双行注者，亦非出自一手”，有荀勖、和峤校书时注，有卫恒、束皙、休文等注，有后人校正《纪年》之注[4]，只因前人多以今本为伪书，无视陈说。今据实考之，知陈说非无据也。

 

今本《竹书纪年》的讹脱及辑文

 

鲁实先尝云：“夫古书显晦，世所恒有。固不得如姚氏专以流传之迹论之，古籍迭经丧乱，屡更传钞，篇章窜易，文字夺讹，在所不免。”“不应于《纪年》，独为严谨”。他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崔述、姚振宗等辨伪之法皆“不足正言今本之全为伪作也”[5]。鲁氏虽仍持今本为范钦伪造之说，然是语尚为公允。即以今本《纪年》而论，其不同版本如雷学淇所见大字本、天一阁本、明天启七年抄本、胡应麟所见本[6]、高士奇所见本[7]内容也各有出入，而这些差异，乃是其书在流传中不断翻刻、传钞所致，自难单凭各本有无讹脱而定孰真孰伪。

王隐《晋书》记《纪年》当初整理时的情形：“（荀）勖等于时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8]可见，《纪年》于荀勖、和峤校理后不久使有错乱残缺，加上和峤、束皙本在体例、内容上的差异和传钞错误。于是隋代便出现了考校《纪年》的《竹书同异》[9]。在漫长的岁月中，《纪年》的讹脱尤为严重。

今本《纪年》自周贞定王十八年（当晋敬公元年）以下讹脱颇多。《纪年》经长期流传，战国以下多有残缺，后人遂据残本《纪年》而采他书所引以补入之。又因其书残缺太甚而不详晋敬公、幽公、烈公在位年数，辑文只得以《史记·六国年表》为准系于相应的周王年下；而《纪年》原本与《六国年表》有许多不合，故今本与“古本”相较，多有违异。

《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云：

（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

《晋世家》索隐又云：

按《纪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

晋敬公十八年当周考王七年。据《史记》，魏武侯卒于周烈王五年，今本《纪年》及范祥雍《战国年表》皆同。陈梦家《六国纪年表》、杨宽《战国大事年表》较后一年。今仍以《史记》为准[10]。周考王七年至烈王五年，凡六十四年，不合于司马贞所引《纪年》魏文侯、武侯在位七十六年的总数。雷学淇谓《纪年》“文敬初立在敬公十八年”之“十八”乃“六”字之讹[11]，王国维、范祥雍均从其说。陈梦家则云：

魏斯在位五十年，立十二年而自称侯，故《史记·晋世家》索隐云：“按《纪年》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据《纪年》敬公十八年当周考王七年，魏斯既立之十二年也。[12]

陈说是，《史记》记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即称侯改元之年。今本《纪年》记魏文侯元年在周考王元年，卒年在周安王十五年，在位凡五十四年，与《史记》及索隐所引《纪年》皆异；武侯元年当周安王十六年，卒年当周烈王五年，在位凡十六年，与《史记》同而与索隐所引《纪年》异。今细考其文，乃知今本既有误刻，又曾被人误改。

今本《纪年》周贞定王二十八年下小字注云：“晋敬公十一年”，明年，考王元年下又注云：“晋敬公十八年”，正文书：“魏文侯立”。案考王元年本当晋敬公十二年而今本书十八年，故今本“魏文侯立”前之“元年”实为“七年”之误。越三十七年即周安王五年，文侯卒。明年，即武侯元年。后人因见考王七年至安王五年仅三十八年，与司马贞所引《纪年》似有不合，遂妄改今本，将文侯卒年后移十年，使武侯在位时间与《史记》相应。改篡之迹，一目了然。

以唐宋以前古书所引《纪年》与今本相校，今本脱落最多者莫过于战国部分，战国以前，所脱仅数条而已[13]。《纪年》既有缺落，后入便在阅读、传抄特别是翻刻时进行了一些辑佚的工作，有时因误解古书而出现了一些错误，如今本周显王二十四年（当梁惠成王二十六年）“魏败韩马陵”条即属误辑。《史记·魏世家》索隐：“《纪年》：二十八年，与齐田盼战于马陵。上二年，魏败韩马陵。十八年，赵又败魏桂陵。”魏败韩马陵事，《魏世家》、《韩世家》、《六国年表》皆在梁惠成王二年。陈逢衡《竹书记年集证》云：

夫所谓“又上二年”者，盖指惠成王之二年而言，非谓在战马陵上二年也，辑《纪年》者似误会此语。

陈说是，方诗铭《辑证》、杨宽《战国史》皆从之。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疏证》、范祥雍《订补》与今本《纪年》同误。

今本《纪年》中虽有后人补辑，但它并非纯为后人所辑。何以知其然？

《水经，济水注》：“案《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自亥谷以南，郑所城矣。《竹书纪年》云是梁惠成王十五年所筑。”今本《纪年》只存前一条，后一条已佚。案此二条仅见《水经注》引，倘今本前条辑自《水经注》，则后条亦当辑入。据此知今本前条乃原本所固有，并非辑文。

《水经，涑水注》：“《竹书纪年》：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晋。周阳有白兔舞于市。”今本周惠王元年（当晋献公元年）：“周阳白兔舞于市。”惠王二十五年：“春正月，狄人伐晋，”《水经注》所引两条皆系于二十五年，而今本分析于元年与二十五年，则今本此二条非辑自《水经注》明矣。此类例证尚多，不赘述。又《水经注》、《史记》三家注引用《纪年》最多，其中有些在今本之中，另外尚有三十多条为今本所无。蒙文通、鲁实先等虽谓今本为后人伪作，然亦不得不承认“伪作者为一博物君子”[14]。倘使今本果为宋人或明人之辑本，则于《水经注》、《史记》三家注所引《纪年》文不应疏漏若是！据此言之、今本绝非如王国维先生所说“无一不袭他书”[15]。

今本有些文字看似异乎古书所引《纪年》，遂被非今本者视为伪作之证。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还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御览》卷八二引《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今本夏纪末大字注同。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云：

综计上诸帝年数，……凡三百七十三年，……以岁名核之，……凡四百三十一年，而寒浞四十年亦在其中。……此书用《稽览图》说，以夏为四百三十一年，而无王之年仍入此中，遂与古《纪年》四百七十一年之都数不能相应。至诸帝在位年数，复与此四百三十一年之都数不合者，因作伪者复假设丧毕即位之说。

同夏代积年一样，商、西周积年也存在这个问题。《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今本大字注同，且有小字注云：凡始癸亥，终戊寅”。癸亥至戊寅实五百零八年，王国维先生又谓此与集解所引不同。《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今本则云“共二百八十一年”。

今本《纪年》夏商周积年果与“古本”不合吗？我们认为这不过是后人误解了“古本”，今、古本《纪年》井无不合。

《御览》所引《纪年》与今本附注均云“自禹自桀”凡四百七十一年。“自禹至桀四百七十一年”者，乃“自帝舜十四年禹代舜事，至桀放之年，共有此数也”[16]。帝舜十四年壬申至夏禹元年之前一年辛亥共四十年，加上夏世四百三十一年即得四百七十一年。古、今本《纪年》均云“禹立四十五年”，也是从帝舜十四年壬申算起，至禹八年己未，除为舜服丧三年，共计四十五年。

商代积年从成汤即王位之年癸亥算起，至帝辛四十年戊寅，共计四百九十六年。帝辛四十一年已卯，周文王死，明年即武王元年。此后十一年至纣之灭，其年数计在周纪内。所谓“汤灭夏以至于受”者，乃至于受之四十年，非至受之灭也。其所以然，盖古人以为此时殷人气数已尽，天命归周[17]。

近代研究西周积年者，大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引据《史记集解》所引《汲冢纪年》之文。但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裴骃所引是不准确的。

今本《纪年》武王灭殷至幽王十一年庚午，凡二百八十一年。《新唐书·历志》引张说《大衍历议》云：

《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武王十一年庚寅下距幽王十一年庚午，以干支岁名推算，恰好二百八十一年（前1051一前771年），与今本《纪年》同。为什么裴骃与张说所引不同？今本《纪年》大字注云：

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成王十八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据此，知裴氏所引有脱落。二百五十七年乃成王十八年定鼎洛邑至幽王十一年之数。《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王问鼎云：“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刘恕《通鉴外记》卷三引此文后亦云：“《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东周适合七百年之数。”可见这个“西周”乃是从成王定鼎洛邑算起。今本《纪年》自成王十八年定鼎洛邑至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泗”，恰好七百年（前1027一前327年），因此，今本关于西周积年的记载与唐、宋古本是完全一致的。

为什么今本《纪年》三代积年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古本”矛盾而实际上完全一致呢？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认识唐、宋以前古书所引的《纪年》。《纪年》原有荀勖、和峤、束皙、沈约等人的注释，已见上考。《史记集解》等书所引三代积年实际上都是《纪年》的注文，均见于今本附注中。这些注文都是注者自己根据《纪年》推算的结果，他们推算的方法代表了他们对古史的认识。如夏代服丧三年的说法自战国起就颇为流行，《纪年》的著者、整理者或注者自然就袭用了这种说法，并用以谱排《纪年》中各王的世系、推算他们在位的年数。他们推算三代起讫的方法也代表了他们自己对古史的理解。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已经知道了服丧三年之制并非夏代所有。因此，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代文献，自然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但是，如果考虑到古人的认识水平，就会发现这些“矛盾”之中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乃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古籍的辨伪时，必须注意到今人和古人在认识上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去伪存真”。如果我们用今天取得的古史研究成果去找古籍中的“矛盾”，一发现“矛盾”就斥之为伪书，势必将大量原本不伪的古籍误认为伪书，王国维先生《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今本《纪年》原本即有残缺，其于战国纪内尤甚。因此，后人在整理、刊刻此书时，时有补辑。今本中有些地方属于后人误解古书而误辑，还有些地方属于后人抄误或刊误，这就是今本中有一些矛盾、混乱的主要原因。如何正确对待这些矛盾？马培棠先生说得好：

吾谓王接而后，旧史与《纪年》日在调和蜕变中，其同者仍之，异者择善而从之，皆无所中，或以第三说代之，今本《纪年》特其大成而已。……吾人研究《纪年》，今本仍不失为宝贵材料，分析甄别，责在吾人。[18]

另一方面，汲冢书中尚有《琐语》，其中包括《夏殷春秋》、《周春秋》、《晋春秋》，内容及体例与《纪年》和《鲁春秋》相似，亦为编年体史书，只是其中多杂“诸国卜梦妖怪”之事。因其记事多与《纪年》相合，古人每每将二书混淆，故不能以古书所引而今本不载谓今本非唐宋以前人所见本，同时又因古人引书亦有疏误，故不可尽是“古本”而非今本。

 

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

 

前面我们从《竹书纪年》的流传和今本《竹书纪年》的内容两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通过这些探讨，我们认为今本乃唐十四卷《纪年》之残本而经后人加以补辑而成。那么，今本的成书竟究在何时？

前已言之，雷学淇曾见元刊《竹书纪年》，卷数、注者、体例及内容皆与天一阁本同，然则今本《纪年》的编定成书不得晚于元代；

南宋金履祥《通鉴前编》屡引《纪年》，其中多有未见前人征引者，如：

（帝尧）七十载，举舜登庸。（原注：用《尚书》及《竹书纪年》修）

（后相）二十有八岁，寒浞使其子浇弑王于帝丘。后缗归于有仍。靡奔有鬲氏。（原注：用《左传》、《经世》、《汲郡古文》修）

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王赐之圭瓒、秬鬯，为侯伯。（原注：用《竹书》、《孔丛子》修）

《竹书纪年》曰：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

以上四条，皆在今本中。战国以下，《前编》引《纪年》所系之周年，悉如今本，周、晋相当之年，皆误从《史记》。尤可注意者，其卷二引《日月有常歌》后云：“此歌《汲冢竹书》亦有之，然误系在伊尹祀桐宫之下。”《日月有常歌》明见于今本帝舜十四年下大字注，又见于沈约《宋书·符端志》。金氏谓“此歌《汲冢竹书》亦有之”，则金氏所见与今本同，皆有沈约附注，记事亦起自五帝，二本当同出一源。《前编》有景定甲子（公元1264年）序、则今本《纪年》的编定成书不得晚于南宋后期；

《路史·国名纪》戊注引《纪年》云：

（晋武公）八年，周师、虢师围魏，取芮伯万而东之。……又云，桓王十二年。冬，王师、秦师围魏，取芮伯而东之。

据此，罗氏父子所见《纪年》有两种版本，一以晋魏纪年，一以周王纪年，二本字句间亦稍有差异。其用周王纪年者与今本同，仅多一“冬”字，洪颐煊因谓：

罗泌已见今本。[19]

方诗铭先生云：《路史》作于南宋初年，“果如洪氏所论，则今本《纪年》当在南宋初已出现。……洪氏所论疑是”[20]。《路史·发挥二》又云：“襄王三年，雨金于晋，晋惠公二年。”今本《纪年》全同。《路史》所引虽不云出处，然其子襄王三年后注明当晋惠公二年，朱右曾、王国维皆以为出《纪年》，是。如洪颐煊、方诗铭所说，罗泌已见今本，则今本《纪年》的编定成书不得晚于南宋初年；

罗泌所引以周王纪年之《纪年》除上述两条外，还有一条。《路史·国名记》戊注：“纪年》：桓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邓。”罗氏所引三条皆在北宋刘恕《通鉴外纪》中，字句全同。盖刘氏所见，实与罗本相同。又今本《纪年》周显王二年（当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水经·河水注》亦引《纪年》云：“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可见今本《纪年》与《水经注》所引无异。刘恕《外纪》系此事于周考王二年（据《外记》当晋幽公元年）。为什么刘氏将梁惠成王四年事误系于考王二年？窃疑刘氏所见已是今本，只是将今本之显王二年误引作考王二年。

黄伯思于《东观余论·跋师春书后》谓其于中秘曾见《师春》一书，然其内容并不如杜预所云专载《左传》卜筮事，“疑今《师春》盖后人杂钞冢书《纪年》等篇耳”。又云：“然杜云《纪年》起自夏、商，而此自唐虞以降皆录之，杜云《纪年》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而此皆有诸国；杜云《纪年》特记晋国，起殇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黄氏所见混入《师春》中之《纪年》内容与体例虽与杜预《后序》所记异，然与今本莫不符同，所谓“自唐虞以降皆录之”合于今本，自毋需多说；其记三代王事“皆有诸国”与“记晋国世次自唐叔始”亦皆与今本同。今本三代除记王朝事外，兼记列国历史。如夏纪中记先商史，殷商纪中记先周史，西周纪中记晋、鲁、齐、秦、宋，楚、郑、蔡、卫、陈、杞、燕、曹诸国史。记晋国世次亦起自唐叔：“成王十年，命唐叔虞为侯。”《中兴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之《师春》皆与黄氏所见同。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卷三云：

桉或曰一段事，与《师春》纪伊尹放太甲、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事颇相类。

伊尹篡位婴戮事，明载于《纪年》。黄伯思所见、混入《师春》中者之为《纪年》，信矣。

刘恕《通鉴外纪》成于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以前，黄伯思《跋师春书后》作于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既然刘恕所见、北宋中秘所藏《师春》中混入之《纪年》已同今本，则今本的编定成书不得晚于北宋后期；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诏令李昉等编撰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据《御览》卷首引用书目，《御览》引书共一六五九种，《竹书纪年》即在其中。《御览》引《纪年》不计重复者凡七十五条，除两条半外皆在今本中。以《御览》所引《纪年》与今本相校，二者字句几乎全同，而与他书所引《纪年》稍有差异，如《御览》卷八二引《纪年》曰：“后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他书引“山民”皆作、岷山”，独今本与《御览》所引同。或将谓今本与《御览》所引同者，皆辑自《御览》。管见恰恰相反，窃以为李昉等所见实同今本。此可由今本与《御览》所引互校以证明之。《御览》引而为今本所无者有：

《十道志》曰：……《竹书纪年》作鲂子。（卷一六一引）

《书纪年》曰：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卷八八0引）

第一条疑为李昉所见本无，故其转引《十道志》。第二条今本虽缺，然《御览》同卷所引另外两条《纪年》皆在今本之中：

梁惠成王八年，地忽长十丈有余，高尺半。

周隐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

以上两条南宋以前仅《御览》征引，与今本文字全同。若今本乃后人辑录《御览》等书而为之，则于同书同卷中不应取此舍彼《御览》卷八三又云：

《纪年》曰：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

此条仅见《御览》征引，今本只存“帝乙处殷”四字，后句已脱。若今本“帝乙处殷”四字辑自《御览》，何不将后面六字一并辑入？陈逢衡《集证·补遗》谓后六字“定属《御览》误引。或曰即帝辛五十二年周始伐殷之事，后人传写脱去‘五十’字，遂贻误为帝乙二年耳”。此足证今本与《御览》相同者并非辑自《御览》。

今本《纪年》与《御览》所引相异者仅两条，乃李昉等引书不谨及刊刻、传抄致误[21]。

《御览》所引不但在字句上与今本《纪年》基本相同，其东周以后亦同今本一样以周王纪年。

杜预谓《纪年》“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换言之，自殇叔起，《纪年》始以晋魏纪年。然《御览》卷一四七云：“《纪年》曰：幽王八年，立褒姒子曰伯服为太子。”卷九六八云：“《书纪年》曰：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案晋殇叔元年当周宣王四十四年，而上两条皆晋殇叔以后仍以周王纪年者，与杜氏所见不同。方诗铭先生云：“至《后序》所云‘起自殇叔’，当谓《纪年》记晋国事起自殇叔，殇叔以前《纪年》无晋事而已。”[22]然《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纪年》云：“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此事在宣王四十年、晋殇叔以前，据此《纪年》殇叔以前非无晋事也，方说疑非。《御览》所引《纪年》东周以后以周王纪年还有一铁证，即前引《御览》卷八八0周隐王二年事。

《御览》所引《纪年》文字几乎与今本完全相同，东周以后仍以周王纪年，亦有附注。从体例到内容均与今本无异，则李昉等所见已同今本，因此今本《纪年》的编定成书不得晚于北宋初年。

明天一阁主人范钦嘉靖末归里后，搜求古籍不遗余力，于是宋、元旧椠纷纷流入天一阁。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云：

（天一阁）肇始于明嘉靖间，而阁中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万卷楼”旧物也。……盖“万卷楼”之储，实自元佑（公元1086一1094年）以来启之。

“万卷搂”宋椠旧钞甚多，其后败落，所藏除为丰氏门生窃取者外，余皆归天一阁。因此天一阁所刊《纪年》当即宋代所传古本。张宗祥先生谓天一阁所刊《纪年》“出自宋本”[23]，是。

综上所考，今本《纪年》虽有讹脱及后人补辑，然其渊源有自，体例、内容无不与宋以前古本相合。既有外证，又有内证，则今本《纪年》为明人伪造之说可以休矣。

 

今本《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

 

昔王静安先生以今本《纪年》为后人伪作，而谓今本“无用无征”，欲废之而不惜。然其考成汤以前商人之迁徙，亦取证于今本[24]，是今本未可废也。

前已言之，今本《纪年》虽有错讹，然其主要内容与汲简无异，其于考校古史、阐发幽微可资者甚多，良可宝贵。

《史记·周本纪》记厉王奔彘前在位三十七年，然《卫世家》云：“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候，顷侯立十二年，子僖侯立。僖侯十三年，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即令卫顷侯之立在夷王末年，其至僖侯十三年也仅二十五年，显然与《周本纪》不合。《齐世家》亦云：“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徒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据此，胡公似立不久即被杀。献公元年至武公九年共十八年，因此厉王在位之年不得超过此数。今本《纪年》：

（厉王）十二年，王亡奔彘。

 

林春溥云：“今以《世家》、《年表》推之，齐献公元年当厉王二十年，卫顷侯元年当厉王十三年，皆以夷王不相及。若如《纪年》之说，厉王十二年奔彘，则无此龃龉矣。”[25]林说甚是。考《周本纪正义》、《御览》卷八五引《纪年》及今本皆云：“（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哀公既暴死，依例此年当献公元年。今本《纪年》夷王在位八年，厉王三年书：“齐献公山薨”，雷学淇注云：”盖夷王三年胡公立，未几，即为献公所杀。献公于自立之九年卒，在位实止八年也。”[26]据今本《纪年》，厉王四年为齐武公元年，厉王十二年恰当齐武公九年，今本《纪年》与《齐世家》若同符节，然则今本之说可以无疑矣[27]。

《周本纪》厉王奔彘以前年数之所以误，乃史迁将厉王之生寿误作奔彘前在位之年，今本《纪年》：

孝王七年冬，大雨电，江、汉水。（原注，牛马死，是年，厉王生。）

《御览》卷八七八引《史记》亦云：“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此《史记》非太史公书，乃宋以前人据《纪年》又参合他书而为之，故其所记多与《纪年》同。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等皆以此条为“古本《纪年》”文，《通鉴外纪》亦引之，未注出处，盖亦本之《纪年》。据此，今、“古”本《纪年》无异，厉王之生，在孝王七年。今本《纪年》记孝王在位九年、夷王八年、厉王奔彘前后共计二十六年。自孝王七年至共和十四年，恰为三十七年。

厉王奔彘前在位十二年之说，唯今本《纪年》主之，这对于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同时，若今本果为后人伪作，但取陈说而已，不必标新立异，此亦足证今本非后人伪作。

今本《纪年》载祖丁名新，此为他书所不载，然卜辞《佚》133有云：“……卜且丁协， 宗”，此祖丁与 宗连文。《佚》217又云：“且丁协，在弜，王受又？”“之 宗，王受又”。此二辞虽似各为一事，然契于同版之中，实为同事异卜。《南明》668云：“王其又妣庚 宗？”据甲文祀谱，妣庚为祖丁之妻，故得配祀于祖丁之庙。甲、金文中， 同新。因祖丁名新，其庙故谓之新宗。以人名为宗庙名在卜辞中不乏其证。《后》上·8·5云：“癸卯卜，宾贞，井方于唐宗彘。”唐宗即天乙庙，杨树达先生云：“盖祖丁之庙称 宗，犹卜辞于成汤之庙称唐宗也。”又云：此“足证今本《纪年》祖丁名新之说为可信”[28]。

今本《纪年》记事详于东周以前，“古本《纪年》”则详于西周以后。二本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若以二者相互发明、补充、订正，必将使先秦史的研究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