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日子”似乎比“穷日子”更复杂
作
者：我就要离开万向节了。趁杭州开会，去看了你家小洋楼。
鲁冠球：你一定看我家很富！
我到鲁冠球家里看了看。双开间的三层楼房，新颖别致。设施齐全的浴室、卫生间，自来水。每间卧室，均为亮漆橙黄木质地板。另有会客厅、工作室、电视室，餐厅、贮蔵间等，足有四百多平米。这是农村之地，乡村厂长之家，怕是上世纪80年代初，省长也难住上的“高干楼”，却是私人营造的。楼前楼后两畦园子密密种植龙柏树苗，听说一厘米一毛钱。四面是一人多高的围墙，红漆木门。
陪我去的王建老师，按动门铃，大黄狗在院子里旺旺叫了好一阵，高中毕业在家的小女儿鲁慰青，跑下楼来给开了门。
“你们两姐妹一兄弟吧？谁最小？”我问。
“我弟。”
“你父亲这样？”
“蛮急躁的。不过这几年改了好多。”
“你父亲和你们一起玩吗？”
“爸在家里蛮随便的。故事也讲。讲的最多是一些穷秀才的故事，如如何发奋，如何出山，讲了一个又一个，总讲不完。”
“讲鲁迅吗?”
“我们萧山比邻的绍兴，不讲我们也知道的。”
“你妈呢？”
“她忙了厂里，忙家里，就是忙。”
妈妈叫章金妹，22年前靠借款30元，两人办了婚事。后来苦做苦捞，有2千元积蓄，家里有手表、自行车、收音机。自从她随鲁冠球到公社办起7人小厂，家里境况就日见差了起来。那时为了办厂，全家人都搬到厂里住。厂里没食堂，人来客往，就在鲁冠球家里吃。鲁冠球跑出去接业务，搞推销，钱象流水一样的花，2千元垫进去了，手表、收音机卖掉了，于是就借钱。死要面子，不向厂里支，向亲戚朋友东借西借，几年下来，鲁冠球背着妻子欠下3千多元钱的债。
后来，1982年初，省里规定“厂长基金制”。鲁冠球依照这条政策，打了一个报告给公社，要求补贴。苦日子啊，面子就不顾了。报告送上去，鲁冠球也向妻子坦白了自己欠账。有了补贴的希望，妻子也没有埋怨。可是盼呀盼，颈子都望长了，最后却来了个“不同意”！
“气啊，现在想想，还有三天三夜好哭呢！家里搞得这么样，不是我们不节俭，全是为厂里呀，老鲁自己连一双皮鞋都舍不得买……”章金妹现在说起那日子还哽咽呢。
多少年都苦过了，现在还苦不了。那阵子，鲁冠球好多夜没睡好觉。眼睛深陷，面色蜡黄，他的黄胆肝炎复发了。他想厂想家。想来想去，撤回了报告，决定搞点家庭副业。自力更生3年后，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盖起了全乡最漂亮的楼房。
从无锡、温州、苏杭，到萧山一带，农村遍地见到二、三层楼的农舍，虽然不及鲁家之楼精美阔气，但由此我想：中国农民，到本世纪末都达到江苏、浙江农村的程度，那么，中国就算进入了“小康社会”了。欲放眼，此想似乎实现？16年后再回看！
这时，王建老师告诉我：鲁冠球这所楼，用了5万多元。
5万元与46万元之间……？我又这么想。鲁冠球为什么不理直气壮揣进兜里？恐怕是除了共产党员“一心为公”之心，或许还有一些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甚至至今，从官员到老百姓也没有讲明白讲准确的道理。
这正是“穷”与“富”在金钱面前的两种矛盾心理。哎，上世纪80年代遇到“富问题”，比过去遇到的“穷问题”似乎更复杂。
钱塘江由西向东，一路上不知饶了多少道弯道，才流到浙东的沃土上，汹涌入海。
鲁冠球解决“富问题”，又排解了多少心理曲折。如今我们看到，是“杭万”为全乡“共同富裕”而建造的“八大工程”——
能容纳600多学生的四层的中学教学大楼，为全乡培养有文化的新一代人才；
设计新颖的三层的乡中心小学教学楼，北京的孩子看到也羡慕；
纵横贯通全乡的4条公路，加快了工农各业的发展速度；
新建的孵坊、饲料加工，为乡里发展饲料业提供服务， 半机械化蛋鸡商品率很高；
沿“解放”运河，新劈的有绿色玻璃瓦棚的农贸市场，每天有方圆几十里买进卖出；
附近有电影院、阅览室、的农民文化馆，日夜活跃；
宽敞的敬老院，恬静的氛围中，不断传出笑声……
它们无不回响着“钱塘大潮”的回音。
但是金钱，该拿的拿与不拿，还有种种纷说……
喜欢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