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休息完，暑假也过完。9月1号照常开学，上班。
工宣队长，是个男子汉，他体会不到生儿育女的艰难，分配的任务，除上学期的课外，又英语课，负担更重。我才生孩子，身体尚未复原，要教语文、英语、政治三门课，心中充满气愤和不满。出生在乡村的女子并不软弱可欺，脾气一上来，竞拒绝上英语课。学校的课程表上，照常排上英语课几节几节，我则我行我素，表现出女人的气魄，“罢”了英语课。
试想想，我刚满月，母亲就回老家了，没满两个月婴儿无人照管，厂子里又无托儿所，我该怎么办？好在那时候不兴“下岗”，又无奖金，每月就干巴巴的40来元钱。说是分配原则，多劳多得，我干这么多活，没有多拿一分钱。工宣队长嘴上倒没有说什么，就是一见面，拉着脸。我心里明白：他认为，我头不是那么好剃的！况且学校缺老师，谁也不愿当老师，他又不敢把我怎么着。就这样僵持了一年，厂里有了幼儿园，学校新调进一位校长，他是山东大学毕业，叫刘起通，较为善解人意。
一年以后，我们告别“干打垒”，搬进新的校园。新校园，三面是两层楼的楼房，相对着两排二层的教室：一排是小学生教室，一排是初中学生教室。靠山坡的二层楼，设有老师办公室，校长室，总务室等。校园正中，是一长方形的操场，学生集合，校长训话，打篮球，踢足球，上体育课，都在那上面。
学校规模大了起来，先后又调进许多老师，大都是女性。新校长明了用人之长。新调进的梁老师，是中文专科；于是，我的任务只教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一个年级一个班，三个年级三个班，
一个年级每周5节英语课，三五一十五节课，负担也不轻。各年级的英语教材，有深有浅，要求不一，其备课之难，授课之难，的确很为难。
惨淡归惨淡，可我的专长还没等待发挥，学校停止上英语课。说是报纸写了，不学ABC，照
样当接班人。我学的就是ABC，看的当不了“接班人”，也培养不了“接班人”。我感到茫然，惆怅，甚至懊恼。
有着本科学历的校长，真不简单，我不教英语，就派我教语文。这下可有救了，最起码有了做人的“尊严”：只拿工资不上课，叫人瞧着不顺眼。
原以为，像以往那样，教教初中语文课，不会太为难。这回我大错特错了，上课实在“太难堪”：正在“文革”中，学生不学习，二三十个学生，竞有几个学生在课堂上走着，悠着，晃着，无视于我。有个学生姓张，出名的捣蛋鬼，用老师未用完的粉笔头，乐悠悠、不断地往黑板上扔；也有手执弹弓，用小纸团当子弹，往墙壁四射；嬉笑大闹之声不绝于耳。这让我很为难，讲课吧，常常被嬉笑之声打断；不讲吧，愧对人民每月发给的40元多工资。最后横下一条心，“师傅请进门，休行在自身”，你不愿学习，我也不再教；你在教室嬉笑打闹，我眼望远处的高山，头顶的蓝天白云，无喜无怨，无恨无忧，“读书无用论”，“交白卷”当英雄。我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又有何用？有个女教师，工作很认真，一节课下来，与销售对骂，气得差点昏过去。我真想开道她：形势如此，你能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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