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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明文存》·5·邱广明著·我的大学(十九)·869篇

(2021-03-05 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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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双明文存》

邱广明著【5——我的大学(十九)       
      
        响应“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我们学校,按照组织,到武汉三镇各大小工厂参加劳动。我所在的东方红红卫兵分队,去到汉口一家服装厂。干了一个多月的锁扣眼、钉纽扣的活计。我第一次看到,大批量的衣服是怎样裁剪的:宽大的案板上,把成批量布料叠摞在一起,铺平,师傅在上面按尺寸,用带有颜色的彩笔,仔细划好线条;不用剪刀,用类似一把锋利的尖刀,照凖线条切割;切割完毕,同型号的裤子、上装,就完成了第一道工序;然后,运送到缝纫车间。送到我们手中,都是已经缝制好的成品。
        我们一上班,忙于锁扣眼,钉纽扣,然后一件件叠好,再送到熨烫车间——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记得那时的衣料,都是兰、黑、灰棉布的,式样也都一样。我们这些从小帮过母亲纳鞋底、补衣服的女学生,干这种活小菜一碟,8个小时下来,完成十件八件没有问题。工人师傅对我们也很活蔼,直夸我们针线活干的不错。男同学负责搬运,推着小车,穿梭在各个车间之间。下班后,就回学校吃饭。许多师傅都自带饭盒。
        这一个多月,过着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我们之间很少谈起社会上的事情。晚饭后,我,刘荟礼,樊玉兰,常常漫步在长江岸边,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心中升起无限惆怅。时间像这江水
逝去,一去再不复还,我们的学业和前程,却一日日往后拖延。按照专科学制三年,我们也该分配了。可是毕业遥遥无期,不知延长到何年何月。按道理,毕业了,就应该发工资。可是我们照常每月13·5元的助学金,只够一个月伙食费。
       那个年代,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家庭穷困,父母都盼着孩子工作,有点钱贴补家用。我班苏明武、周世熹,高中时就由父母做主娶妻,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却承担不了作父亲的责任,作丈夫职能。相反,还要年迈的父母和年轻的妻子,在家靠劳动挣工分来供应他们穿衣和日常开销。他们心中的焦虑和愁苦,是不言而喻的。一直挨到1968年7月才算毕业,拿到微薄的薪水。又过了6年,到了1973年才得以转正定级。……我们“文革”的牺牲品,牺牲了宝贵的学习时间,牺牲了美好的前程,还有一大笔钱。我们做什么恶事,却遭到不应有的报应!  

       
         现在,翻开那时候的一篇日记,这样写道“生活会上”同学们给我提的“意见”:
         1,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敢接近男生,像个资产阶级小姐,穿长袖衣服,爱哭。
         2,对家庭成分认识不足,没有从思想上划清界线,家庭包袱重。
         3,个人主义,没有参加积极分子会,脸色变了,哭了。
         4,还没有触动“灵魂”深处。工作被动。
         5,与袁春兰矛盾很大,有问题不摆在桌面上谈,背后议论。
         6,对人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粗暴,说话狠。
         7,女生工作没做好,互相不团结。
         8,参加“文革”不积极。
同班同学给我提的意见,作为“学习委员”,我当时做了深刻检讨。内心的痛苦,化着泪水,只在夜晚偷偷地流……透湿了枕头和被单。一个刚过花季女孩子,精神承受多么大折磨呀。
       说我“不和家庭划清界限”,真不知道怎么划?解放后,我家一直“平民”,“四清运动”,受人诬陷,强加“小土地出租”成分。我知道,我父母解放前逃荒要饭,一碗米饭两个人分三天吃;除夕晚上,讨债人坐在堂屋不走,父亲吓得躲了出去。我敬重的双亲,是平民百姓,守纪守法公民,有什么界线可划?我大弟邱广文报名参军,也被拒之门外,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整整三天啦!“成分论”,使多少年轻人理想破灭,受了多少皮肉之苦和心灵创伤。
        说我与同学“矛盾大”?文革开始,袁春兰摆着一副贫农女儿样子,动不动出言不逊,像钢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性格也很刚烈,背地里也免不了骂她几句,出口恶气。我只说,我怕她。文革中期,她家的成分,也由贫农改成“小土地出租”,她也蔫了,不爱说话了,苦恼得很。事后,她找我谈心,说:“邱广明,我真不知道你那时是怎么过来的,我伤害了你,请你原谅……”
       当然,我原谅她,也同情她。毕业前夕,我们四位:我,王新义,袁春兰,崔荣花,在长江大桥合影留念,相见一笑泯恩仇。
      写到这里,联想到现代社会“天之骄子”:荣誉,鲜花,美酒,名牌,钞票,自由,散慢,跳槽;俊男靓女,休闲装,晚礼服,坦露的低领衣裙,披肩发,高跟鞋,时髦的坤包,艳茹玉质的容颜……我真羡慕他们生活在宽松、自由的新时代,思想开放,有创意,有创新,有见地,有成果,有辉煌的人生。
       写到这里,想起了我的儿女。他们是在父母呵护、溺爱中长大的,有好吃的,留给他们;有好穿的,留给他们;供他们完成学业,费尽周折,求人求情,为他们觅得一份合适的工作;省吃俭用的钱,为他们婚宴大操大办……我们这代人,奉献的最多:把身体奉献给“饥饿”;把青春奉献给“文革”;把微薄的收入节省下来,奉献给年迈父母和没有工作的弟弟妹妹;把自己不多积蓄又奉献给了儿女……我又得到什么呢?瘦弱的身体,严重的颈椎病,慢性胃炎,高血压,受过刺激、引起的长期失眠症、精神病……我一生承受如此多的痛苦和折磨,向谁倾述?
       就在这浑浑噩噩、尔虞我诈,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中,混到了196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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