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沙回到武昌，是一个阴冷的早晨。
当我们又一次站在离别几个月的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却感到如此陌生和恐惧。往日洞开的大门已封闭，只在左侧下方开了一个必须弯腰才能钻进去的洞。其余的地方，全被破碎的大字报、大标语覆盖。钻进学校，落叶满地，纸片和卷卷英文教学磁带，相互缠绕，满目疮痍，寂静得只听见我们4人缓慢的脚步声。两个多月，学校由热闹变得沉静，因为学生相继外出“串联”，“走资派”们被关进“牛棚”。学院几乎成了“空院”“废校”。
“串联”结束，学院里又闹腾起来。上海“一月风暴”，引致全国性“造反夺权”新高潮。林彪、江青一伙，指挥揪“军内一小撮”。湖北省、武汉市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武汉军区不时受到骚扰。武汉三镇，重新掀起“造反”浪潮。
我和刘荟礼、樊玉兰、崔荣花，同属一个组织“康三司”（保守派）。有时站在长江大桥头，向桥下散发传单。红红的、白白的的纸片，纷纷扬扬落下。有人捡起，停步看看；有人揉成一团，塞进口袋，大概当做摖屁股的纸了；更多的被人群踩在脚下……
我们并不在意。“传单”的影响和去处无所谓，只当一次任务完成罢了。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我们相约登上坐落在长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极目远眺，武汉三镇的大致轮廓尽收眼底。滔滔江水奔腾而去，来往船只缓缓行驶，不时鸣响粗闷的笛声。码头上装卸工人，手拉肩抗，我们见了，樊玉兰唉声长叹，自言自语：“外国都机械化了，我们这样落后……”这即便是忧国忧民，又有何用？好朋友之间，才有这样交谈。要是有人出卖，“崇洋媚外”的大帽子可是满天飞呀。
傍晚，我们常去长江大桥上来回渡步，观望两岸星星点点的灯火。离湖北大学和我们学校不远处，有一家混沌铺，我们常去，一毛钱一碗，香味扑鼻。走出混沌铺，再慢悠悠地走回学校，睡大觉。逍遥，忧虑，却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再说，学校图书馆早已不存在了，大街小巷的书店千篇一律、排列整齐的“毛选”……
5月初的一天早晨，我的母亲和刚满18岁的弟弟邱广文，突然出现眼前。我很吃惊，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母亲见我完好无损，笑着说：“咱家乡也在造反，听说武汉打得很厉害，我和你爸不放心，就带着大弟弟来看看。”看着母亲苍白的脸上，又增添了许多皱纹，和一双裹过的小脚，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远在千里之外父母，无时不在记挂着他们的女儿啊！
我安顿好母亲和弟弟，稍适休息，由我和崔荣花，陪同母亲和弟弟游览了东湖，去了武汉的繁华地带。在长江大桥桥头，和母亲一起照相。母亲只带了40元钱，连吃带玩，花去了一大半。
第三天，母亲要回，临行时，她再三嘱咐我：“要小心，常写信……”我接过母亲递过来剩下的钱，才发现，买两张回信阳的火车票都不够。和母亲商量，结果：买一张到信阳平桥的车票，去我二妹家；买一张到湖北广水的车票（离信阳还有三站路）。送走母亲和弟弟上了火车，心酸得想
哭。不仅惦记着母亲，更惦记着第一次出远门、要提前三站就要下火车的弟弟……
几天后，接到二妹在信阳平桥写来信，告知：母亲午后平安达到；弟弟在广水站下车后，沿着铁路，直到天黑才走到母亲身边。读着妹妹的来信，滴滴泪水，湿透薄薄的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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