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常有机会去太原。自从在网上认识了雪堂兄，每次到太原，总想和他见一见。因为读了他的文章后，感到我们是同道中人。文史不是雪堂的专业，但是从他的相关文章里反映出来的思考力、文字表现力、对资料的梳理把握能力，丝毫不亚于经过受过专门的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尤其是他对知堂的态度，我很钦佩。在最近的一篇书评中，对于知堂老人在抗战中的行为，他写道：“如果不结合浙东人的执拗和反激性格来思考，就简化了他遇到的思想困境，简化了历史，丢掉了他战斗性的一面和思想历程的价值。”我一直以为，对知堂出任伪职的看法是最能判断一个人的知堂观（这是我自造的一个词语）的高下的。知堂出任伪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简单地从民族大义、贪图安逸的生活等角度来下判断，不合适。雪堂从浙东人性格角度来观照这个问题，这很有见识。知堂终身倡导“人的发现”，可是我们是否真正从人的各种元素出发来考察知堂的思想、经历了呢？最近听说止庵先生已经完成一部《周作人传》，我很期待，相信这本书在上述问题上会有突破。一上来就说知堂，因为知堂是我和雪堂结交的纽带。收住野马，言归正传。

我和雪堂兄，可以用一见如故来形容。没有任何客套话，拉开椅子坐下，就聊起来。雪堂兄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彼此信赖。我想是的。信赖来源于我们的相互阅读，源于我们的文字中没有虚伪。我很想与雪堂聊聊胡适，但时间实在太少了，说了一会儿时政，说了一会儿老师，说了一会儿孩子，就到了告别的时候。今天读了雪堂对我们聊天的追记，更是感到，还有一些想法要说，那就借这篇文章来继续我们谈话吧。

雪堂问我，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于现实，我是悲观的。但是每天看着身边的学生——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学生，我总要情不自禁地设想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状态。后人总应该活得比前人好些吧。因此，我把启蒙当作自己的梦想，当作自己的实际工作。我希望通过我的启蒙，能让孩子们长大之后成为正常人，希望在他们中间能出现美国的华盛顿、西班牙的苏亚雷兹、南非的曼德拉这样的杰出人物来改变这个国家，建立让全体国民都成为正常人的制度。我甚至用“启蒙语文”来定义自己的语文课，就是想时时提醒自己明确努力的方向。所以，当我对现实愈加不满时，愈会暗示自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老师去世前也叮嘱我做好孩子的事）悲观与希冀时常纠缠在我的心头。我想，支撑我不断走出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困境的力量是我每天都可以感受到孩子蓬勃的生命力，这让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好，是我对世界大势的乐观判断，尽管我肯定见不到理想实现的这一天。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雪堂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生人与八十年代生人的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都有些不同。我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带着传统的烙印。我们所受的学校教育已经很坏了，但“八零后”受的学校教育比我们的更坏。我这个年纪的人的小学生涯还是比较愉快的，每天早早放学，没有什么过重的学业负担。上中学时，也不像现在这样悲惨。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抓住了中国当代学校教育的“田园牧歌时代”的尾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国家开始癫狂起来，学校教育彻底进入“黑暗时代”，开始疯狂地大规模地扼杀人性，“八零后”就成长于这样的癫狂之中，成长于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中国真正消亡的时期。幼年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对人的心理成长绝对是有影响的。因此，至少在心境方面，“七零后”更平和。在处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更能自我调节。对事物的观察、判断更理性一点。可笑如我者，有时潜意识里还会泛起传统读书人经国济世的虚妄和魔障。

原先没想到雪堂会对《允成成长录》有兴趣。《允成成长录》印出来后，没有寄给他。但现在想来，我写成长录的初衷便注定了它的读者应该是雪堂这样的年轻人。雪堂自谦道，不能很好驾驭这类文字。但我相信，当雪堂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一定能写出漂亮的育儿笔记。孩子会激发你的灵感、创造力。有朋友说，孩子是上帝派来拯救自己灵魂的，真对。雪堂，当你面对一个无邪的孩子，感受着他的成长，你对生命的体悟会有变化。由此，不知不觉中，你对这个社会、国家的有些看法亦会发生微妙的积极的变化。

最后说一下“六鱼居”。那不是我的书斋名，我的书房叫凄风斋。其来历在一篇文章里介绍过，不在此赘述。把博客命名为六鱼居是因为我家里养着六条锦鲤鱼。没有别的原因。至于为什么给自己起“恕堂”这个号，以后会学知堂老人的样，写篇短短的《恕堂说》说明。不过这个文章很不容易写，估计会“难产”很长时间。

2008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