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是一群野狗

宫瑞华

若干年前，在长春的大学同学说要出一本吉大中文七七级的书，让全班的80个同学每人写3000字的回忆文章，还限定了交稿的时间。

有同学出钱，有同学张罗，面对大家这种“七七自豪感”，不认真写篇东西，真是对不起这些同学了。

先想到的是吉林大学食堂的肉包子。那时吉大主食是苞米面糊糊高粱米饭，分粗粮票和细粮票。每周只能吃两顿细粮，一个月能吃两次肉包子，每人限当日当顿4两细粮票两个。肉包子练就了当时吉大学生比狗还灵敏的嗅觉，在接近宿舍楼七舍的路上，前边的人闻到了肉包子的香味，就跑；后边的人见前边的人跑，就闻到了肉包子的香味，也跑。当时没听说谁得了鼻炎，闻不到肉包子的香味。进到楼里，铝勺、筷子敲搪瓷盆的声音早就响彻全楼……吃肉包子的时候，全楼都情绪高涨。

偶然有那么一次，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买”了包子没交票！这个同学吃完了两个包子又去食堂“买”了两个。他躲在床上吞食两个肉包子的时候，同寝室的另11个同学被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噬咬着内心。鄙夷？不屑？嫉妒？谁也说不清，总之，他多吃了两个肉包子，因此他肯定比不上没多吃肉包子的人高尚。

我们的孩子们肯定会说，那是人家运气好！

七七级处于饥饿年代。

吉林大学也很饥饿。因为老师短缺，本来是两个班的学生合成了一个班，80人的大班，上课要用麦克风；没有英语老师，我们只好跟着教俄语后又自学日语的“塞恩塞”学日语。

老师的自信也短缺。班上不少同学都老大不小，最大的已经32岁；有些人上学前就发表过不少作品，小有名气。于是年轻些的老师自己就矮三分，缺了底气，差点和我们称兄道弟……其实学生也自知短缺什么，于是每人都有一支手电筒，熄灯后躺在床上读书；有人还拿个凳子夜夜坐在公共厕所里，就着15瓦的灯光闻着熏天臭气苦读。

总之，大家都挺饿的。

后来出书的事不了了之，我也高兴。流芳千古的书里肯定不应该有吉大的肉包子和公用厕所的熏天臭气。

不过关于饥饿，还是可以写写的。

小学一年级，赵老师把我叫进了教员室。赵老师问：“你是不是向杜学忠同学要东西吃了？”

教室一样大的教员室里只有赵老师和我。赵老师很细心，她是在其他老师都下班后才找我的。所有有形的物体在我的眼前都消失了，唯一不能消失的就是赵老师的声音：“你是不是向杜学忠同学要东西吃了？”

当时，长春青年路小学四周都是盖着残雪的菜地，菜地里流窜着一条条肋骨清晰眼露贪婪之光的野狗。中午，杜学忠拿着一个窝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喂狗。我当时大概也是眼露贪婪之光。脱了衣服，也许我还比不上那条最瘦骨嶙峋的野狗肉多。杜学忠拿着一小块本来要扔给狗的窝头，问我：“你要吗？”

我飞快地接过来塞进嘴里—那是与野狗的竞争，动作慢了珍贵的窝头肯定会落到一只幸运的野狗的嘴里。那块窝头不足1.5×1.5×1.5厘米。

赵老师问：“你在家里是不是吃不饱？”

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开始能清晰地记事，那时在青岛。我所能记住的就是奶奶、妈妈、叔叔和我去一个又一个的饭店排队买馒头。一人一次只卖两个，还要搭1毛钱豆角。豆角很老，吃的时候，每吃一个豆角都要从嘴里扯出两条长长的筋。后来，买不到馒头了，就排队买饼干；再后来买不到饼干了，所有的粮食制品都要粮票，就买梨。买了梨用水煮；再再后来买不到梨了，就到秋冬收完了白菜的地里捡干菜叶……

1960年冬，我和妈妈、妹妹、弟弟从青岛到了爸爸工作的长春。刚到长春的头3天，因为等托运的行李，住在爸爸的一个同事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铺天盖地厚可盈尺的白雪。房子四周是开阔的雪原，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第二天，东北的太阳晒化了厚厚的雪，露出了星星点点黝黑的土地。我和刚刚5岁的妹妹踏着积雪走进了地里，在黑黝黝的地方发现了几粒珍珠般的黄豆，这是一片收割了的黄豆地！

我和妹妹用手扒开尚未融化的积雪，开发着我们的宝藏。一个下午，我们每个人竟捡了一捧黄豆！那天，我就开始爱上了东北，尽管手上留下了冻疮，天一冷的时候，手就开始发痒，而且多年不愈。

妈妈躲着房东，把我们捡的两小捧黄豆藏了起来。

几天以后，我们搬进了厂里给我们暂住的房子。两张并在一起的单人床，十几棵冻成冰的白菜。墙角结着一寸多厚的霜。那是一个多雪而寒冷的冬天，零下40度的天气，屋里没有暖气，不见一点儿火星。

白天和父亲走在冰里雪里，去买炉子、买炉筒子、买煤买柈子。用了两天工夫，支起了炉子，烟从炉筒子的接缝往外冒，呛得人喘不过气睁不开眼。妈妈把我们捡的两小捧黄豆摊在了炉盖上，黄豆爆响着，香气把我和妹妹的馋虫都钩出来了，妈妈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弟弟不足周岁，还不能和我们抢豆吃。四个人每人分得十几粒黄豆。我和妹妹把香喷喷的黄豆扔在嘴里，咬得咯嘣嘣地响。我们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黄豆，咀嚼着寒冷而富庶的东北。父亲回青岛接我们来长春时就是这样说的：东北有大片大片的黑土地，东北大豆全国闻名，东北还有三件宝，人参、貂皮、靰鞡草。暂时我们还顾不上三件宝，但我们吃上了全国闻名的东北大豆！东北大豆真是香啊！说实在的，我们也真是饿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根本不是饥饿。真正的饥饿是一群野狗，正在不远处守候。

我们来之前，父亲吃食堂。没几天，我们就把父亲的饭票吃光了。

有了炉子，我们开始自己做饭。第一顿吃的是高粱面窝头，第一口我就全吐了出来。在那个大灾之年，高粱未等成熟就受了霜，壳脱不下来，一起磨成面。而且高粱不干，磨成面也是湿的，待我们从粮店买回家，湿高粱面已经发了霉。那种苦涩，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尝到。

第二天早上，我和妹妹听说了一个新词儿：大便干燥。发了霉的高粱面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就变成了石头。当时的厕所都在室外，是用木板钉的。零下40度的天气，顶着寒风蹲上半个小时40分钟，脚不是自己的脚，耳朵不是自己的耳朵。我听到隔板另一侧5岁的妹妹在哭。开始是嘤嘤的，后来放声大哭。我想，我和妹妹是活不了了，当时我刚学会了写“死”这个字,我幼小的心中全是恐惧。我赶紧提上裤子去找父母。母亲束手无策，急得也哭；倒是父亲早有过了这番经历，他拿来肥皂，切成小细条，塞进……我们全家都说，妹妹最懂事，她小的时候就很少哭。自到了长春，她每天都要哭一次，从去厕所前就开始哭，一直到哭着从厕所回来。母亲洗衣服也要特别注意节约肥皂。每月凭票一家供应一条两块肥皂，有一块要留着上厕所用……

不久，我们发现，就是连发霉的高粱面也不够吃。父亲在技术科，是“脑力工作”，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1斤，“节约”3斤，实际上只能领28斤；母亲没安排工作，27斤半，“节约”1斤半；我和妹妹、弟弟都是孩子，定量更少。全家70斤粮，四个人（弟弟还在吃奶）每顿平均7两8钱。墙角那十几棵冻白菜吃完了，没有任何蔬菜，没有任何其它能够往嘴里放的东西。

每天晚上都是喝粥。后来母亲一提起那时的粥就说：“粥里哪有米呀，一碗粥的米粒还盖不过来碗底。端起碗来能当镜子照！”其实，母亲说的一点儿都不夸张。

一般都是晚上喝粥，喝完就睡。全家人的这顿粥只有3两粮。

母亲常说，那时候那个肚子呵，就像没有底！

我和妹妹都要喝5“二大碗”粥！其实5“二大碗”粥中的米不到半两。若干年后我试过，东北的1“二大碗”可以装1.1市斤水。我刚满5岁的妹妹一顿居然可以喝5.5市斤水！我相信，现在几乎没有哪个人可以一口气喝下5瓶矿泉水，不信你就试试！

喝到第五碗的时候，肚子就开始胀得很疼了，但是还舍不得放下碗，还要用舌头把本来就很干净的碗再舔两遍，然后放下碗就往厕所跑……

母亲说，你和你妹妹的肚子胀得像蝈蝈！母亲还说，那时候，饭不好做，到了做饭的时候就是一个愁！碗好刷，没有一点儿油星，比饿狗舔的还干净。也不像现在，还用什么洗洁精。

“饿狗”这个词用得无以伦比地精确。我女儿养过3只狗，只只都是非肉不食，没看过哪一只会去把它吃食的盆舔干净，它们都是幸福的狗，不知道什么是饥饿。

有一天，母亲拿着我们家唯一的做饭用的盆躲躲藏藏地出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如获至宝地端回了小半盆萝卜根儿。东北的萝卜根部会生蛆，食堂就把生了蛆的部位削下来扔掉。

那天晚上我们吃的是用苞米面和生蛆的萝卜根儿包的包子，那是1960年冬我们家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

那顿丰盛的晚餐让我们回味了许多许多年。母亲说：“我用围巾包得只露两只眼睛，到食堂的垃圾堆里去捡萝卜根儿，生怕叫人看见。”母亲当年30岁，很漂亮。

母亲说：“洗了好多好多遍，蛆挑也挑不净，手都冻肿了，还是牙碜。”我和妹妹说：“我们不记得牙碜，只记得香！”

我们没有当时的照片。若干年后，我看到西方记者在非洲拍的孩子的照片，四肢皮包骨，只有一个胀得大大的肚子。我想那就是1960年的我，还有我的妹妹。

饥饿的1960年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父亲母亲想起我已经有几个月没上学了。于是父亲领我走了几里路，到了青年路小学。校长说，留一级，明年再重读一年级吧，他读的是12年制，我们现在是9年制。

不管什么理由，留级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我说还有差不多一个月，让我试试吧。在我试试的时候，赵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

青年路小学的四周都是大片大片的菜地，冬天里是无尽的雪原。同学们之间不断地流传，在学校东头或者西头的野地里，饿死的孩子的尸体，被饿红了眼的野狗们从冻土里刨出来撕扯成碎片。野狗争食尸体的时候也互相撕咬，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狗叫声。直到现在我还相信，同学间的传说不仅仅是传说，至少我就亲眼看见过令人惊恐的场面。

半夜里，我几乎天天被饿醒。胃火烧火燎地疼，像是被野狗撕咬。我想我是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半睡半醒之间我老是看见那群野狗，老是感觉到自己已经成了它们争食的对象。即使醒来我也分不清饥饿还是恐惧，恐惧还是饥饿。我常常会失声痛哭。

那个时候，母亲就会压低声音斥责我：“没出息！这么大了，还不如你妹妹，就你饿！谁不饿？”

我也真就不如5岁的妹妹，妹妹除了上厕所哭，几乎就没饿哭过。

在空荡荡的教员室里，赵老师问：“你是不是向杜学忠同学要东西吃了？”

我不能出声，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赵老师的问题。我在想：赵老师上厕所的时候一定不用肥皂，吃完饭一定不用用舌头舔碗。她是空军驻军的随军家属。

赵老师很漂亮。她皮肤微黑，牙却白得耀眼，烫着六十年代最时髦的大波浪发型。一双大眼睛，很温柔。我喜欢赵老师，同时我也知道，赵老师也很喜欢我。

我在试试看能不能不留级的1个月里，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我在青岛才刚刚学加减法，现在却要学会乘除法，还要学会分数。父亲给我辅导的时候，我拒绝一切有关吃的例子，比如两个人分1个苹果，每人是1/2之类。我宁可听1张纸撕成两半，半张是1/2。我大部份时间都饿得手都发抖，听到吃的，手中的笔就抖得更厉害。

期末考试，我数学得了100分，语文85分，是全班的最高分。我想，当时要是有什么“脑黄金”、“脑白金”、“生命1号”之类的产品，广告商们一定会把我捧成明星代言人。

可惜的是，我有的只是饥饿。饥饿就是我的“脑黄金”，就是我的“生命1号”，而我也只是得到了班主任赵老师的喜欢。

喜欢我的赵老师正为了那块不足1.5×1.5×1.5厘米大小窝头在批评我，她要对她最喜欢的学生的道德品质负责。

教员室中央是一个用大汽油桶改成的炉子，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窗户玻璃的四周已经结了很厚的白霜，透明的部份越来越小。透过结霜的玻璃，我看到了杜学忠那张很瘦很瘦的脸，那张脸正冲着我坏笑。

我知道我中了他的圈套。仇恨淹没了羞愧，我不知不觉中攥紧了拳头。我身上的某种东西像解了冻的江河，那种东西像厚厚的冰层，顷刻间轰然瓦解，随江水漂然而去……我想冲出教员室，将杜学忠揍成肉饼。但是，我是个“好孩子”，“好孩子”不可能做那种“野蛮”的事情。当时，谁要是动手打人，谁就被认为是“野蛮”。

一连几天，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我都会看见：学校附近的那群野狗把杜学忠团团围住，咆啸着将他撕扯得血肉模糊……

多年以后，我坐在大学的教室里，古汉语老师正在为我们“说文解字”。我突然就想起了杜学忠。我始终搞不清楚，在“窝头事件”中，杜学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他肯定不是在报复我对他做过的某件事情。是恶作剧？是嫉妒？

我也清晰地记起了我“野狗复仇”的幻想。在“窝头事件”之前，我从未有过如此的仇恨和恶毒。

我思索这件事情，并不是对杜学忠仍然耿耿于怀。而是在探索这件事情的普遍的意义。汉语中的“饿”和“恶”同音同声同调，是一种偶然巧合？如果脱开语言学的意义，“饿”和“恶”的确是经常相联。在“窝头事件”中，我是由“饿”产生了“恶”呢，还是由于我的“饿”而引出了杜学忠的“恶”？

在冷冰冰的教员室里，顷刻间轰然瓦解的，是我童真的善。它的代价是换取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块掺了豆面的香喷喷的窝头……

10年以后，我遇到了一群比我还要饥饿的人。那群人在我无以裹腹的年代吃的是观音土，他们有许多亲人都饿死在山东。他们是一群幸存者，乞讨几千里来到了大兴安岭余脉下的一条山沟。他们来自山东日照，对饿死他们亲人的故乡依然感情深厚，给这条东北无名的山沟起了个名字叫“尚日”。

1969年，我是一个下乡的知青，和十几个同学来到了这条不通车、不通电的山沟。当时，这群日照的幸存者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0年，虽然不用再吃观音土，但也还是处于半饥饿之中。

尚日的地“挂”在大山上。从村子到地里有十几里的路。种地时节，中午不能回村，生产队就带上一瓶豆油，一板豆腐，做个豆腐汤，让几十号壮劳力吃自带的干粮。

一天中午，做饭人怎么也找不到那瓶油。这时，树林子里有人在捂着肚子满地打着滚儿地嚎：“跑腿子”高大个子把一瓶生豆油都偷喝了！

大伙儿骂着笑着把痛苦不堪的高大个子抬下山，套上牛车，慢悠悠地翻山越岭，送往十几里地外的公社卫生院……

东北富庶的大山怎能养不活它皱褶里的这几个人？原始森林里的松塔、蘑菇、药材、蜂蜜都在自生自灭；田头地脑只能生长榛柴野草。我和我的同学们曾以“革命”的名义砍掉了幸存的日照人“自留地”里的希望。

窝头的故事像一个寓言，它好像要无始无终地永远伴随着我们这代人。以“革命”的名义的时候，我们就是杜学忠。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只是一个“水饱”的“我”，红着眼睛垂涎着杜学忠手中的窝头，而杜学忠大多会把窝头扔给野狗。

2000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