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候开始写对联的，那时，我应该是十岁（虚龄）。

当时的情况是，原来年年给我们全庄（全村）写对联的我的二哥（初中毕业），到铜川当工人去了，而在二哥之前，给庄（村）里写对联的我的二老舅，也就是我父亲的二舅，业已去世，所以在几个同学的怂恿下，我就被大家“黄袍加身”成了当年对联的唯一书写人。他们的理由是：在咱全庄（全村）里，也就冯明海的字写得最好。

这个决定一出，我的几个小伙伴，便撺掇我，叫了几个跟班，去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几个人凑钱，买了几张红纸，一小玻璃瓶墨汁，再加一支毛笔，浩浩荡荡地进了前庄（村），同学的三大（爸）家，准备开写。因为同学三爸（大）家，有一排柜子，可以铺纸裁纸挥毫。但开写了，写着写着，大家忽然发现，就我们几个人的脑子里，并没有记得多少副对联内容，所以，几副写下来，大家都开始理屈词穷抓耳挠腮了，怎办？还是我一个同学有门道，他神神秘秘地说，他曾仿佛在某某地方，见到过一本书，那上面似乎有对联，说：你们在这儿等着，我给你们寻去。果然，不出一个时辰，同学就气喘吁吁跑来了，说：这是从某某地方偷来的，咱先用，用了以后，我再藏回去。大家都赞：厉害，还是你小子有本事！我拿到书一看，是一本早已泛黄的《农村XX大全》，果然，除了万年历，还有一部分春联内容，于是，我们就翻开书，照着写，这个说这个好，我就写这个，那个说：哎哎，那个好，我就写那个。记得其中一副有“三尺柜台”的字样，同学就说：这个写给我三大（爸）家最合适。你看看我三大（爸）家这一排柜子，多气派！其时，我也不知道“三尺柜台”是啥意思，只觉得面前这一排柜子确实漂亮，四周雕花，柜台发亮，柜门上画有花卉，四季发财，牡丹石榴，寿星蟠桃，喜上眉梢，大红大绿，一排富丽堂皇，这都是旧社会大财主家的好东西啊！前庄的几个小伙伴，见我们在这儿造春联，便回家偷出家里大人早已买好藏在仓窑里的红纸，也拿来一并让我们几个肆意糟蹋，直写到天色麻麻黑，该回家吃饭了，大家才四下鼠窜，蹑手蹑脚溜回家晚饭。

到了第二天，大家并没有见得家人们指天骂地，便松了一口气，或者说有了一份自信心——毕竟我们并没有干坏事啊。所以，接下来，在干完家务活后，大家继续撺掇我，挨家挨户往过写。所以，前庄（村）写完，我们就转移到后庄（村），村里人见我们这几个小学生，并非偷鸡摸狗，而是在写对联，或者写得大概也能凑活，尤其是当时也一时半会儿再找不来个像模像样写对联之人，就放任我们几个瞎整一气。因为农村的春联与城里并不一样，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城里人是一家才写一副对联，而我们陕北农村，但凡有个门儿的，必须贴一副长对联，还有其他的犄角旮旯，譬如家里，要写：台头见喜，而这个位置在哪里？许多人并不知道。还有财神，灶君，水缸米缸酸菜缸，上面都要贴个红贴贴，出了家门，院子里，要敬土神，因为一家人，进了家门归灶王爷或灶君管，一到院子，便归土神管，灶君的位置，要贴“一家之主”，土神的位置，要贴“天地三界，当方土神”字样，从院子再往外面走，大门外或大树上，要贴“出门见喜”，而院子之外，尚有碾磨仓窑猪圈羊圈鸡窝狗窝，也得给它们各各准备一个，碾子是青龙，要写“青龙大吉”，石磨是白虎，要写“白虎大吉”，仓窑，“五谷丰登”或“丰衣足食”，猪圈，要写“膘肥体壮”，羊圈，要写“百母百羔”，鸡窝狗窝，就写个通俗顺口的，比如黎明早起，比如好好下蛋，比如看紧门户之类，驴圈牛圈，就写个六畜兴旺等等，有时，有些地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大家就去问我父亲，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年龄大，见识广，记性好，别人曾经念叨过的，他基本上知道，至于该字怎么写，父亲就比划一阵或说出个偏旁部首，我们大致也能猜想出来，所以，在开始写的过程中，虽然磕磕巴巴，但基本上没有出现什么错别字或念不通的地方。但由于各家需要数量不同，还要连带裁纸，所以，大家看似忙得不亦乐乎，但事实上，半天里，并不能写上几家。拖泥带水三四天，才终于把村子里的对联都写完。到了腊月二十七八，各家仿佛比赛一般，争先恐后都把对联贴了出来，一时间，每家从大门起，一直到院子，到门窗，全是红彤彤一片，虽然字体不怎样，但规模有了，这过年的气氛就到位了。

等到大年三十一过，正月初二三，大队上闹秧歌的活动就开始了。秧歌队，当然也是由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掺和，一个大队，七八个小队——即现在的村民小组，由秧歌队牵头，领着大家，一个小队一个小队，挨家挨户拜年：锣鼓大嚓震天响，男女老少齐上场，伞头一举嗓门儿亮，红火的日子万年长。秧歌队走到各家，也是各家摆拍比赛的时候，都要摆上大桌子，端起酒杯子，“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招待得好，伞头就领着大家可劲儿地蹦跶可劲儿唱，跳得唱得越起劲儿，就越吉庆，主家就越有排面越风光。秧歌结束了，主家自然要招呼秧歌队的人员喝酒喝茶吃饭，虽然大家谦让不吃，但地主之谊是万万不可缺少的，这是礼节。吃过了喝足了，大家就开始在院子里拉闲话，评点张家的对子好，李家的对子艳。居然有一位老先生问父亲：这对子，是谁写的？父亲生怕我们把字写错了，就怯怯地说：唉，就那几个碎娃娃们混在一起乱写的，哪里写错了？老先生胡子一扬：我给你老侄儿说，这娃娃现在都能写出这一笔字，将来必定有出息。父亲疑惑：他干大，你说？老先生往前挪一步：嘿，你们没文化，解（读害）不下。不信，你就记住干大的话，干大见得世面多了，你将来等着看！

父亲听了，自然高兴，这个碎儿子终于给家里挣了口气，将来不管怎么，都得供这娃娃上学，让娃娃有个出息，或许还能混口公家饭，要不然，搁在家里怎么办？一装粪都扛不起，能种地受苦过日子？当然，这是后话，先按下不表。

从此起，我们前后里庄，冯氏一大家的亲戚们，每逢过年，写对联的任务，就自然落在了我身上。每到腊月，村里人，亲戚们，便用篮子或筐筐，提上年茶饭，一串油馍馍，再带上裁好或没裁好的红纸，一大早就赶来，让我写对联。我是来者不拒，一边裁纸一边开写，对联内容，他们能复述的，我就照着他们说的写，他们说不出来的，我就现场编，总之让大家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时间最长的一次，大概是从早上一起床，八九点开始，一直写到晚上掌灯时分。那天，好像写对联的亲戚朋友们都约好了似的，全集中到一块儿了，这家写完那家上，那家写好这家来，除过吃了几口饭，片刻未停。好在当时年轻，也没见得腰酸背疼腿抽筋，睡一觉起来，该干啥照样干啥，只要来人，继续操作。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直至有了孩子，过年没法回家，才告结束。

而每逢腊月写对联的时间到了，或第一个来家里写对联的人来了，父亲和大哥就反复叮嘱我：不论来了谁，都要好言相待，笑脸相迎。人家登门来，还提着礼往，就是看得起咱，抬举你，千万别认为自己就是大学生了，干部了，就轴个架子摆谱，咱家人老祖辈，都是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的，别让来人笑话咱。我点头唯唯。

而客人走后，晚上一家人拉话，父亲就很感慨，说：三娃能给咱全庄人写对子，我就很高兴。想想那会儿，咱们刚刚来到这儿，每年过年我都得提上好吃的，找人家写对联。人家爱理不理，还风言风语，每次都是当面给你难看：“我要是死了，我看咱庄里就没人能写对联了。”后来你二哥上学了，也能写对联了，才把这难堪的话给堵上了。风水轮流转，现在该轮到你娃娃们了。

于是，我就发奋，我一定要把字写好，让那些人看看！

从此，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的字一直是被同学和老师们肯定和赞赏的。每周的劳动课，别的同学，要往地里挑大粪，而我，则每次都被老师安排去写黑板报，爬上梯子或支个桌子，在学校的墙壁上，画各种图案，再抄各种口号、诗歌、大批判以及课外题。到了西安上学，也是因为字画好看，被校长瞅见，才让我留校工作的。

而工作之后，我才知道，城里人管写大字叫“书法”，说书法，还必须临帖等等，于是我就去书店，买回了柳公权、颜真卿，从楷书练起。而其时，领导让我掌管了一个会议室，钥匙在我手上，所以每天午饭一吃，我就迅速钻进会议室，门儿一反锁，开练。给自己的要求是：绝不教一日闲过。记得一个秋天，单位安排我和另外一人及司机，去终南山下某地拉鱼，但那天，风雨交加，到了目的地，当地人都猫在屋里不出窝，所以是半条鱼也没拉到，只好灰溜溜返回单位。到了宿舍，已是晚上十点多，而我，并没有即刻睡觉，而是继续溜进会议室，把当天的功课一字不拉地补上。练完字，我一看表已是十二点半，然后才放心地回宿舍睡觉。

再后来，我订阅了《书法报》，参加了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的学习，去外地，参加面授，借上相机，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搜寻拍照名家题写的各种牌匾，往后，负笈北上，去首都师范大学欧阳中石先生门下，攻读研究生课程，开展青年书协工作，入展全国国展，终于混成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也从此，朋友们都开始客气地称我为“书法家”了，除了参加一些重要展览所获报酬外，也有一些送礼的爱好的，随手奉上多少不等的润笔，让我给他们写条幅写中堂，大字小字，在西安的一些重要节日和场合，我也经常参与一些义写活动，热心地为广大的市民奉献上一幅幅优美的受欢迎的书法作品。

回首往事，自是几多感慨，展望未来，艺途尚远。我知道，我今天的书法成就，其实皆源于当年农村的写春联活动。我也很感谢当年怂恿我的那几个小伙伴，要是没有他们的摇旗呐喊，我也决不会信心满满。这正是：

懵懵懂懂事未更，同学簇拥便上阵。笔杆一摇再未停，此辈唤作书法人。

艺道曲折路途远，读书习字有空间，躬耕陇亩莫等闲，不忘初心力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