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沈阳春寒料峭，但此时的布鲁塞尔已是春意盎然。俯身望去，连片的绿地簇拥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哥特式和佛兰德式风格的建筑，真是赏心悦目，飞机上12个小时的旅程疲惫一扫而光。走下舷梯，早已迎候在那里的金发碧眼的女主人们热烈地拥抱着我，激动的泪水滴在我的面颊上。

6年前，在中残联和省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启智幼儿园与比利时弗拉芒的莫尼汉中心建立了合作项目，项目的主要内容就是双方互派人员学习和交流残疾儿童康复与教育方面的经验。6年中，我们启智幼儿园共派出9人次到莫尼汉中心培训，比方也先后派出8名特教专家来我园考察和帮助工作。并援助我们汽车和先进的康复设施，为我园全面与国际接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因为是第3次来比利时，应该说这里对我并不陌生，但每来一次都有一些新的发现深深地吸引着我，给我启示，令我感动。以至于在我远道归来，还没有倒过来时差，就迫不急待地拿起笔写出我的感受，与大家分享。

爱是一种责任

比利时王国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000多万。多年来人口负增长。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已婚夫妇多生育子女。规定生一个孩子政府一次性补贴3万比郎，然后每月再补贴3--4千比郎；生两个孩子补贴加倍。也就是说，生的越多，得到的政府补贴就越多。尽管如此，绝大多数比利时人还是只要一个孩子，最多要两个，要三个孩子的极少，还有一部分人不要孩子。我问他们，既然政府对多生孩子进行重奖，你们为什么还不多生呢？一个比利时青年给我作了这样的比喻：“如果要一个孩子，每天可以抱着他；如果要两个孩子，就要一手抱一个，另一只手领一个；如果要三个孩子呢？就要再用脚踢一个。既然你不能给他幸福，为什么还要给他生命呢？爱是一种责任，没有足够的精力、文化、财力，就不要要孩子，因为你不能尽这种爱的责任。”“爱是一种责任”，我反复玩味着这句话。是啊，他们对孩子的爱体现在一种责任上。在比利时的20多天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比利时，仅弗拉芒大区就设有家庭指导中心16个。指导中心由医生、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家长代表组成，经费由政府提供，但也有许多志愿者主动无偿的参加中心的工作。中心设有热线电话和家长谈话室，由专业工作者和一些志愿者向家长发放教育孩子的资料、录像带，到家庭对孩子进行个别辅导等等。接受辅导的孩子中，有60％左右是6岁以下的儿童。对身体发育有问题、有缺陷和智力发育迟缓的儿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中心还根据孩子们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确定辅导内容。如，帮助家长选择孩子应该去什么学校，接受什么形式的教育等等。

我曾参加了一所正常学校组织的学生音乐会，登台演出的孩子们可以说水平并不很高，但整个会场掌声不断，因为台下坐的观众都是他们的父母和亲属。两个小时的演出，台下没有一个人走动、讲话。像类似这样的活动，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多次，如音乐会、戏剧会、演唱会、体育比赛等等。目的是让所有的孩子都来发挥自己的特长，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孩子们只要报名就允许表演。然后请家长参加，不过不是免费的，需购票入场，所得收入用于援助家庭有困难的学生。而父母们对参加此类活动不仅自己乐此不疲，而且还常常邀请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亲属一同参加。他们说，有什么比看自己的孩子表演更令人激动，更令人幸福呢？演出结束后，观众还要来到学生食堂，每人买一份由师生们自己制作的甜点心、饮料等，服务员也全由学生担任。家长们说，把钱花在这里更有意义。一是可以看看自己的孩子像大人一样的服务；二是可以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比利时人对儿童的这种爱的责任还表现在注重儿童的个体差异上。我问过一位残疾儿童的母亲：“当诊断出你的孩子患有多动症时，你的心情如何？”她说：“开始时我很担心孩子的命运和前途，我很难过，甚至不知所措。后来，我来到家庭指导中心，我明白了必须面对现实，于是把孩子送到特殊学校。经过三年教育，我的孩子有了很大进步。”比利时的教育同行们很讲究因材施教，不把所有的孩子放在一个起跑线上。一位同行风趣地比喻说：“爬树对猴子很容易，但你不能对鱼说，‘喂，请你学爬树吧！’”其实，这正是我们一些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误区。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3月15日，我来到一所健全儿童和残疾儿童合并在一起进行教育的“残健合一”的幼儿园。这里共有278名6岁以下的儿童，其中弱智儿童和学习有困难的34人。他们都分别被插到正常班中。除上正常课外，老师还要对他们进行个别辅导。我问园长，这样做正常儿童的家长不会反对吗？她反问我：“为什么反对呢？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每个人都应深爱身边所有的人，无论同我们相比是强的、弱的、美的、丑的、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当时他们正在教这些4岁的孩子写自己的名字，只见老师找来很多泥巴和男士刮胡子用的皂沫，让孩子们都戴上围裙和泥玩，用泥抹满桌子，抹平后，让孩子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写错的，抹平再写。就这样残疾孩子和健全孩子一道兴致盎然地边玩边学。 

通过惩罚与鼓励启发孩子

在比利时的日子里，我发现我的同行们非常重视通过惩罚与鼓励来启发孩子和教育孩子，他们允许孩子尝试错误。如上课需要安静，如果有的孩子还在讲话，老师就告诉他要安静。再不安静就让他到外面冷静地站一会儿，让他知道不遵守纪律就要受到“惩罚”。这一点似乎与我们一些老师对不遵守纪律的孩子罚站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强调必须事先学生们讲好，不遵守纪律的后果就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玩一个叫“小马过河”的游戏。玩游戏前，老师强调：“不能穿着鞋下河，如果穿鞋下河，鞋会丢失的。”开始玩的时候，一个孩子穿着鞋下了“河”。到“河”中央的时候孩子的鞋掉了，老师迅速就把鞋藏了起来。等孩子们玩够了，“上岸”到指定的位置穿鞋时，违反规定的那个孩子却怎么也找不到鞋了。他哭的很伤心，老师也不给他鞋，只是给他讲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丢掉鞋子。我问那位老师：“等到晚上他妈妈来接他时就把鞋还给他吗？”老师摇头说：“不给。”我又问：“家长不会有意见吗？”老师认真地回答：“我想不会，对孩子有利，家长会支持的。他家只损失了一双鞋，孩子却会终生记住违反规则的后果。”

我应该感谢他们

在莫尼汉中心，我看到这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工作。无论是上课，还是为重度残疾人料理生活端屎端尿的活，都干得十分认真。他们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有一位女院长叫吉普，已经60岁了。我每天看到她在工作岗位上走路像小跑似的，残疾人见到她时总要和她拥抱，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她为“妈妈”。6年前，我初次见到她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特像“高尔基”的外母。今年4月中旬，她将和特教专家一道来我园回访。当谈起从事特教的经历时，她告诉我：“我原来是中学教师，我是自愿来莫尼汉中心工作的。刚来时，只有4个残疾人，工作条件也很简陋。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莫尼汉中心才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一干就是26年，每天繁忙的工作，时间过的真快呀，忘了谈恋爱至今未婚。不过中心的人都尊敬地称我‘妈妈’。”我插话说：“您把青春都奉献给了残疾人。”她马上摇头说：“不应该说谁奉献给谁，但是可以说，我最好的时光都是在莫尼汉中心和这些残疾人一起度过的。每天我特别忙，特别累，但我很愉快，事业需要我，残疾人需要我，我有一种满足感。我感谢残疾人，是他们给了我这份充实、满足和快乐，我真心爱他们，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品质。要记住我们大家都不完善，每个人都带有种遗传缺陷，他们教会我冲破命运的局限，超越自己，发挥长处，顽强生活，珍爱生命。我想62岁退休后，闲下来我会受不了的，稍调整之后，我会再来莫尼汉中心做一名志愿者。”

我先后3次来到比利时，每次我都为比利时朋友的敬业精神所感染，为比利时朋友的热情好客所感动。工作中，她们毫无保留地讲解和示范残疾儿童的教育过程和方法；工作之余，我们又敞开心菲，谈事业、谈人生、谈家庭、谈子女、也谈爱情……不同的语言、民族、肤色、信仰、习俗等等差异都成为不了加深我们友谊的障碍，因为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我们的生命都融入到了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的共同事业之中，有了它，万里如比邻，有了它，天涯共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