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动乱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兴起的年代，各个诸侯国家都是希望走向强国之路，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阶层的学者们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纷纷走上了创立学派的道路。各种思想相继出现并蓬勃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作为思想文化的先驱者，在百家争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成为此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根源。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百家争鸣”中的主要学派之一，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由儒家学派的弟子根据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流传至今。孔子要求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战国时期，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仁政”、“民贵君轻”、“性本善”、以德服人等主张的提出，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秦汉时期是儒家文化饱受摧残的时期，也是儒学确立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时期。秦统一之后，皇权的高度统一促使统治者取纳了法家的统治理念，以严刑峻法来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采取焚书坑儒的强硬手段，沉重的打击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到西汉中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也确立了儒学在传统文化思想上的主流地位。而董仲舒去百家之长发展儒学，对儒学的完善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唐宋时期文化发展成为了儒家文化的转折点。唐初，统治者儒、佛、道三教并用，使儒学丧失了思想的主导地位。诗文的空前繁荣，佛教的空前鼎盛，也使儒学遭受了空前冷落。儒学的现实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在官万儒学日趋僵化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敢于掘弃传统，直面人生，抒发己见，为儒学的发展另辟新途。刘知几的《史通》便是这个时期儒学的代表作之一。知道唐后期，统治者才重新确认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到宋朝之时，出现了渗透禅机的新儒学——理学。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契机，以王通、韩愈、李翱融通儒释的思想为灵媒，通过宋代诸儒的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继元典时代之后精致而完备的思想体系——理学。它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兼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因子，对三教融会贯通之后建立起来的伦理性的本体论。而朱熹的“理学”和“气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为之后儒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儒家文化渐渐趋于成熟。

明清时期是儒家文化进一步发展并向近代思想文化转变的阶段。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的王阳明根据儒家思想对心学进行补充完善，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做出不小的贡献。然而，李贽、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思想家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使得儒学遭受一定的冲击。但也正是由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儒家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明清时期的晚明已卷入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儒学亦发生了适应时代的不变，在重商思潮和弃农弃儒从商的社会风气日趋烈变的时候，儒学文化在明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亦起到了卓越的作用。此后，清朝康有为改造儒学，将儒学和西方进步学说相融合，为维新变法寻找历史依据，促进思想文化改革。

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有四个比较明显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第二个阶段，是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儒学。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的儒学。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第四个阶段，是从康有为开始的，与西方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来解释儒学文化，发展儒学文化，乃至建立起某种新的儒学体系。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抹灭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