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四起，北京城内道路上的机动车又逐渐增多。这之前，从腊月二十七八到正月初三，北京城的“首堵”模式被按下了暂停键。路况线圈图上全城全天的绿色，让仍呆在京城的人们深深感慨、大呼过瘾。上海、广州等一线特大都市，也有着类似的状况。

春节期间的北京 ：承载者1990年的城市人口

唱了“空城计”的北京城，是一个更好的北京吗？对于一年至少350多天被堵车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北京人来说，这几天的北京，实在是太好、太好。然而，城市生活不只是出行一件事。在“首堵”暂停的同时，这座城市里的大量生活服务——餐馆、早餐铺、保姆、小时工、洗车、洗衣等，也大多暂停。一句话：多了很多方便，也多了很多不方便。

在北京常住人口达到2000多万以来的这几年，每年春节前后这一星期，约有一千多万人暂时离京。这座城市是在1990年办北京亚运会前后，迈上“常住人口1000万人”台阶的。换句话说，这几天这“空了的北京”，相当于以2015年的城市格局，承载着1990年的城市人口。

进一步分析，北京目前2100万常住人口，其中户籍人口1300万，外来常住人口800万。过年“空城”的北京，是“六七百万外来常住人口 三四百万户籍人口 一百余万非常住流动人口”集中离京的结果。

从城镇化规律看，如果“户籍 外来常住 流动”三重结构人群，能够按照同比例暂时离开，比如都各自减少一半，那么这座城市的综合承载压力将大大减轻，同时，也不会出现太明显的服务功能结构性缺失。简单来说，就是洗车房虽停了一半，但开车的也少了一半；小时工虽少了一半，但雇佣小时工者也少了一半。

然而，现实中的城市管理，无法回到实验室去做沙盘推演。上述推断只是一种理想设计。它的价值不在于按此实施，而是提示我们，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更好的城市”。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您一定还记得这句话的英文——Better City, Better Life，直译的话，是“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从城镇化研究角度看，这个直译更准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让生活更美好。一个人口聚集度严重超过资源承载力的城市，必定城市病缠身，生活不见得更美好。

北上广，就是这样同时集纳了美好和不美好的特大都市。你无法要求日常的北京都如过年时的北京。原因有两个：

其一，大量外来人口聚集于此，而且人口目前仍是净流入。与此相反的是，国内不少三四线城市，是平时空城，过年时爆满。

其二，过年时绝大多数外来常住人口的离京行为，具有绝对刚性。在回家过年的强烈文化心理面前，政府的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济于事、也不能再做，市场价格等调节信号也会相对失灵。

所以，过年时“空了的北京”，注定只会发生于过年时。但过年时的方便与不方便，也提醒我们：

第一，一座特大城市，哪怕是首都，确实不能涌进无限多的人。如果聚集无度，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都不会觉得“美好”。

第二，一座正在“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城市”，不能人为地只驱离某一部分人群。北京城里“户籍 外来常住 流动”的人口结构，不是用计划经济手段安排的，而是普通中国人“用脚投票”走出来的。他们之间的比例关系，跟这座城市所需要的第二产业、服务业等的结构具有正相关性。

也就是说，虽然过年时的北京不可能在日常再现，但如果北京的公共政策失当，可能导致过年时的那些“不方便”，出现在日常的北京城。

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自主决定：在哪座城市生活，到哪里去过年。但很多人的自主决定，其实也受不同地方的就业机会、公共政策等影响。正被人口过度聚集导致的城市病深深困扰的北上广，需从过年的“空城”里，看清自己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尤其是这些城市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可以有规划地疏导过度聚集的城市功能，但不要首先采取针对某些人群的公共服务减量动作。

总之，更好的城市、更好的北京，不是“一空就好”，而是在尊重自然人选择的前提下，在保障合理人群结构比例的前提下，用“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办法，逐步调整城市功能，逐步减缓人口净流入压力。

要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官员、教授、学生和小时工阿姨、洗车小工，都觉得好，这才是真正的城市的好。

文 | 央视特约评论员 杨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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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处于“春节模式”的快递业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能看到春节人口流动对于快递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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