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照例爬山，延庆的海陀山，大约2200米，属于正局级。全队十人，从上到下大约七个小时。天气炎热，不过多在林荫之下，间或流泉鸣鸟，倒也 惬意从容。正值世界杯期间，一路上都在谈球，从八十年代的519之夜谈起，大家兴致勃勃。对于中国队屡战屡败的历史，都是如数家珍般地熟悉，仿佛以战败为 荣以出线为耻似的。哀莫大于心死，大约心死之后便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了。

　　我从来都不是球迷，但好像始终都有足球的影子纠缠不已。

　　七十年代时，每每听邻居谈起当时的国脚倪继德，他的雷公脚如此了得，今天知道是踢带弧线的香蕉球。几次跑到沈阳的体育场去替他助威。当时，辽宁队和八一队彼此对手，多在沈阳比赛。

　　八十年代时，我们都熟悉了容志行、李富胜、杨玉敏等一批已经成为公众人物的球星们，为他们当选十佳人物而拉票，也为他们的失败而烧垫子闹事。

　 　九十年代初，我曾与当时全国最好的辽宁足球队讨论建立俱乐部，可惜没有志在必得，结果大约50万元被被东北制药厂买去了。97年，我下海后又就梦重温， 到辽宁体委游说搞足球队的股份制改造，相继被张东坡和曹国俊控股，我担任财务顾问，曾大出了一阵风头。后来，我又相继参与了寰岛足球队和力帆足球队的筹划 并纳入上市公司的设计。只是当时足球市场和规则的确太初级了，结果，我的重心转移到其他体育项目，结果在1998年成功地帮助中体产业完成上市。

　　由于这种缘分，我才有机会亲历金州体育场之国耻，也亲临了沈阳五里河的庆典。1996年的国奥队在马来西亚的远征和失败，我也在场。这不仅是国家队的难堪，也是我个人少有的尴尬境况－－－

　 　当时专门出国为国家队助威的，还只是少数球迷的活动。我正担任一家国家级大型证券公司的付总，主持几个部门的工作。本可以利用年假去看球的（我从来没有 休过年假），但当球迷出国有点不符身份。故我非常诚恳地撒了个大谎，向董事长和总裁请假检查北方几个分公司的工作。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后，球迷们中有许 多在我任职的证券公司中开户的大款们，得知我也参加了，十分快活，便自作主张地印制了巨大的标有证券公司名字的拉拉队队旗，而且，在场上打出旗帜时基本都 围绕在我的身边。结果，诺大体育场上这一小撮中国球迷便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录像标的。当我回来后，几乎所有公司的人见面就谈我在电视上的画面如何醒目如何兴 奋，弄得我在公司会议上十分尴尬。我的董事长和总裁都是铁杆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