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参加OECD组织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准则的讨论会，亚洲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和国有企业管理者都到会，我也弄不清是被哪里推荐的，也有机会参与。一天的发言听下来，颇有感悟：

　　第一，国有企业（SOE)的问题到处都有，即便在美国这个号称是最为市场经济化的国家，仅仅在纽约州就有700多个政府控股的企业（会议主持人介绍），涵盖能源，交通，水务等领域，而且，国有企业的问题同样是效率和激励的问题。

　　第二，各个国家的国有企业都在高谈公司治理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表达将政府管制功能和所有者功能分割开来，按市场原则办事。但在描述具体实施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历史的贡献和转型过程中的特殊处理，也就是说都有各自的国情。

　 　第三，公司治理的内涵在各个国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好像国有企业壮大了也就是公司治理搞好了，公司治理可以成为巩固国有企业的工具。这一点，新加坡政府似 乎格外得意。它的淡马锡和政府投资公司同时是大股东，也是经营者，更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保护对象。他们在讨论公司治理规则时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第四，中国国资委和证监会等机构也派出高层次代表，表明了政府的积极态度，这当然是一个大好事，向国际标准看齐。中国的发言也格外引起关注。一个菲律宾 代表富有挑战地提问：中国和越南的国有企业整合都非常成功，但国有企业做大了，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是否是具有真正的成本效益呢。没有人回答。

　 　这个会议中私有企业代表好像很少，我便利用一个发言做了点评论：没有好的公共治理就不可能有好的公司治理。中国国有企业的做大和利润增加未必表明公司治 理的改善。公司治理是市场与政府博弈的结果，不能指望政府会大发慈悲给市场以自由。之所以中国政府关注公司治理主要是基于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巨大压力，因 此，如果要改善公司治理，应当鼓励市场与政府的讨价还价，特别是鼓励创立一大批行业协会组织，提供博弈的空间。

　　几个外国代表下来后对我表示同感，国资委的翻译也善意地对我表示：我的发言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宽容和大度。乖乖，我大概违反了对外交流的八荣八耻。

　　听了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政府代表的发言，我的天，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一个毛病。中国的政府还真是最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