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太古洋行Swire）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H.B.Endicott）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Melchers）的“宝华”号，麦边洋行（McBain）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Morris，Lewis & CO.）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很少。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双线作战。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多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而“猎鸡”勇士盛宣怀，此前曾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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