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毕业时有个很纯粹的愿望：我想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我本科的专业是细胞生物学，我就想什么是在整个生物学中最神秘，最有挑战性的领域呢？对我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人的大脑。可能没有比“大脑是怎么运作的”、“人是怎么思维的”更神秘、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了。

有了这个方向，我把目光转向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和行为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Neurobiology and Behavior），当时《科学》杂志把该中心评为脑方面全世界最顶尖的研究所之一，该中心发表的研究论文极具开拓性和前瞻性，目前这个小小的中心已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中心是由一位叫Eric Kandel博士创立的，他开创了神经生物方面的先河，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2000年他因为这些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就是我后来的博士导师。

我当时心里梦想着要去做他的学生，但是我在中国武汉的一个小角落里，怎么能成为高不可攀的Eric Kandel的学生呢？我开始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家里装不起电话，也没有互联网，只能寄信，而那些信得先打好草稿，再用借来的打字机打出来。

当时从武汉寄信到纽约单程平均要十五天左右。1990年春天，我忽然收到一封哥大的来信，信上说，恭喜你，你被选中接受我们研究生院副院长Feigelson先生的面试，面试的地点在上海复旦大学。但让我沮丧的是，因为邮件在路上耽搁时间的太长，面试的时间刚刚过去。

我本想就这么算了，但心里怎么也不愿意错过这个一生也许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我拼命地想办法，后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给复旦的外宾招待所（当时访问高校的外宾都住外招），问他们是不是有位Feigelson先生来过他们学校。他们告诉我Feigelson已离开复旦了，我本想挂电话，但转念一想就又随口多问了一句，Feigelson回美国了吗？他们说Feigelson原计划就回美国的，临时决定留在中国到处游览一下。我又问Feigelson准备去那些地方呢？在所有他要去旅游的城市中，居然就有武汉！我心想，真是天助我也！因为我当时有个隐忧，即使我能赶上面试，到哪儿去弄从武汉到上海的盘缠。向父母开口，他们是一定会支持的，但我不愿意多花一分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现在Feigelson要来武汉，我至少不用为路费发愁了。

我就追问了下去：Feigelson在武汉住哪里？复旦外招说在华中理工大学（后来改名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外招。我就到华工的外招，抄下了他们的电话，弄清了Feigelson到达的日期。

到了Feigelson来武汉的日子，碰巧下瓢泼大雨，大到交通都无法正常进行，路上自行车的半个轮子都没在水里面。我和Feigelson通了电话，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他解释我的面试信收到晚了，并提出和他见面的请求。我听得出Feigelson有点吃惊，当时的中国学生，普遍被教育得比较循规蹈矩稳重保守，象我这样大胆主动的不多。怎奈大雨滂沱，他反正无处可去，就勉强答应和我谈一小段时间。

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于是我骑了两个半小时车去见Feigelson。当时雨特别大，虽然穿了雨衣，我到他房间门口时，已经全身湿透了。当Feigelson看到穿着简朴的毛衣牛仔裤，滴滴答答地滴着水的我，显然吓了一跳。在中国武汉的一个角落里，居然有这么一个穷酸不起眼的年轻人，发疯地想上哥伦比亚。

“Mr. 飞盖儿生，” 因为英汉字典里都找不到“Feigelson”这个姓怎么发音，我只好硬着头皮，用自己猜的发音称呼他，“I have come to see you!”

我和Feigelson谈了很久，我之前已经做了相当准备，对哥大的一些教授的研究方向有些了解，我告诉他我对神经生物学和行为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很希望能在哪些哪些方面为该中心的研究作出贡献（其实就我当时的能力而言，我并不能做出什么贡献）。Feigelson显然为我的热情所打动，分手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说,“Please be patient.  The paper work at Columbia will take some time.”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我收到了Feigelson的一封电报（当时电报是从纽约到我家最快的通信方式）。上面说：恭喜你，你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了，而且我们为你安排了全额奖学金。我就这么进了梦寐以求的哥伦比亚大学。

我常回想这件事，我意识到，我如果当时放弃申请哥大（毕竟还有很多别的学校可以申请），没有给复旦外招打电话，或者没有多问一句Feigelson去哪些地方旅游，或者因为那天雨太大，我没有去华工拜访Feigelson，那我整个人生就会不一样了。

所以让我用我亲身的经历告诉你，一定要去敲机会的门，你敲，门才会为你打开，千万不要犹豫，不管你认为门开的机会有多小。只要你去争取了，你就有可能得到这个机会，但是如果你不去敲门，门永远都不会为你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