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跟《平复帖》的书写年代相近。《平复帖》是流传有序的书法名帖，然现存《平复帖》是孤本，没有其他陆机作品可供比对，所以无法判定其究竟是不是出自陆机之手。而《李柏文书》是出土文物，是未曾易手的原始文书，因而更具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1、《李柏文书》的发掘和收藏
    1909年2月，日本僧人橘瑞超（1）根据斯文·赫定（2）提交的地理坐标，找到了楼兰故城遗址，成为了继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之后第三个进入楼兰故城的外国人。在楼兰故城遗址，橘瑞超发现“李柏文书”。

    发现《李柏文书》的过程也颇为传奇：

    那是橘瑞超到达楼兰后的第五天，他命令民工几乎翻遍了斯文·赫定挖掘过的每一个角落，除了找到几枚木简和一些丝织品、麻鞋和一个陶灯外，没有任何重大的发现。清晨，他沐浴大漠长风，遥望东方日出，双手合十，默默祷告说：“愿佛祖和天照大神保佑!助我完成大谷法主寄予厚望的‘决胜楼兰’伟业。”祷告后，他再一次走进佛塔以西曾经是西域长史官衙的“三间房”。望着这三间东西长不过13米、土块垒砌的土房，作为夹条的红柳枝从外涂草泥的墙体中伸了出来，皮色如新，这些历经千年风沙的红柳枝条似乎想告诉他什么秘密。难道这三间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土房，就是1901年因出土120枚木简、36张纸文书而刮起斯文·赫定旋风的台风眼?难道这就是那个斯坦因为了挑战赫定，于1906年又在此挖出了大量汉文、佉卢文木简与纸文书的世界探险考古角斗台?橘瑞超凭着对明治天皇与大谷伯爵至死不渝的忠诚，带着他“一夜成名”的急切愿望，第五次走进这三间土房，细心搜索着隔墙中的每一处异常。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他发现在一堵土坯墙下面离地面约十厘米的地方，有一道宽不过两指的缝隙。橘瑞超怦然心动，他捡起地上的一段干树枝，伸进了很深的缝隙，在一阵紧张的探索性搅动之后，一个揉皱的纸团随着抽出的干树枝滚了出来，他赶紧拾起纸团，小心地摊开一看，随后大声惊叫起来：“天皇万岁!感谢佛祖降福!”这个纸团就是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

   《李柏文书》现收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

    2、《李柏文书》的作者和故事
    李柏，在魏晋历史中本是个微不足道的前凉西域长史，然而，《李柏文书》使得他名垂千古。

    时间追溯到魏晋时期。从公元220年开始，魏、晋王朝一统内地，继承了东汉遗制，依然保持着对西域的统治。焉耆（3）以西虽然出现了小邦分立的局面，新疆东部地区由于有大量汉军垦区存在，仍然处于中央王朝的有效治理之下。魏、晋在中国西部最大的城市凉州(今武威)设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其管辖范围包括全部河西地区和西域部分地区。护羌校尉权限很大，其职权主要是兼总西域事务，号令西部诸边裔民族，包括号令西域诸侯。下设西域长史驻节楼兰，保护丝路交通，迎送来往使者，主持本地区的屯田（4）。

    前凉继承晋代遗制，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府，在高昌设置戊己校尉。晋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戊己校尉赵贞反叛，自署高昌郡太守，意图分裂割据称雄，独霸一方。晋咸和三年五月，西域长史李柏请求出击赵贞，反为所败，得到张骏宽恕，免予死罪。不久，张骏亲自征讨高昌，大获全胜，生擒赵贞，并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高昌设郡，是为中原汉人在高昌正式设郡之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李柏第二次出任西域长史。

   “李柏文书”是李柏在出击赵贞之前致书给焉耆国王龙的书信稿，意在善言问候，表示关心与尊重，先取得焉耆王对讨逆的支持，庶免腹背受敌之虞。

    3、《李柏文书》的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李柏文书》中所出现的李柏其人，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在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极为珍贵，其学术价值倍国内外学界重视。围绕《李柏文书》展开的学术争论一直没有终止。

    李柏书于晋咸和三年(328)，属于纸本墨迹。此书共有三件：一件为残纸，疑为初稿；另一件为9行，用墨丰润，为二稿；再一件为12行，墨色枯，全用笔尖写，为三稿。

    文献所载，汉晋时期曾在敦煌和楼兰地区活动过的书法家或善书者有傅介子、陈汤、班超、徐干、班固、张芝、张昶、赵袭、索靖等，而敦煌与楼兰无论行政隶属关系或交通之联系都是极为密切的，敦煌地区聚集了一批书法家，并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书法流派，敦煌书法曾影响了内地书法的发展，它也必然会直接对楼兰书法产生影响，而楼兰佛教艺术亦有可能影响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关系应该是存在的。楼兰的书法遗存皆为墨书真迹，并出现了如李柏、张济、马厉、宋政等一批造诣极高的书法家，其书法风格纷呈，形式多样，但整体上却蕴含着一种鲜明而统一的地域特征。楼兰书法与西北地区所发现的同时期的书法，如敦煌书法、吐鲁番书法以及北凉书法等形成了一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艺术流派，它传承着中国书法的基本规范，但又绝少刻板、因袭的程式化桎梏，并洋溢着率真、恣肆和写意的神韵，体现了楼兰书法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质。

   《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质行书和草书作品的发现，实质上也对中国传统书法史学中所谓“南帖北碑”说提出了质疑。楼兰出土的以《李柏文书》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魏晋时期纸本墨迹，以其经典的“帖学”范式证实了中国“帖学”书法产生的多元性，即“帖学”书法之产生不仅仅局限于江南一带，西北地区无疑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作为“帖学”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现以前，所谓“帖学”风格的书法早已成熟于凉州及楼兰地区。王羲之所崇拜的书圣之一的张芝即是敦煌人，而王羲之生活的年代，也正是《李柏文书》等一大批楼兰纸文书出现的时代（5）。由此可以推断：从《李柏文书》及楼兰前凉时期文书书法来看，东晋时期北方行草书法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处于一个极其成熟的阶段。从传为王羲之的作品来看，其书法尤其是行草书法，在结构、用笔、章法甚至文辞章句上，大都可以在《李柏文书》及楼兰文书中找到极为近似的实证来。这一方面证实了在王羲之时代或稍早时期内，中国南北各地即已普遍出现了较为成熟的行草书体，而早于王羲之的诸多北方书法风格及样式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对王羲之的书法产生影响。因而，王羲之书法及其“帖学”的产生并非偶然现象。更何况王羲之未有一件真迹传世，今人所见所谓王羲之书法大多为后人摹本，我们不排除许多摹本的可靠性，但也有些作品却是后人假托或伪造的。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学界尚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此可进一步推测，所谓中国书法之“南帖北碑”之说当有偏颇之嫌，至少从目前的考古实证来看敦煌和楼兰地区当属中国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主要文献资源来自网络。）

注释：
1、橘瑞超(Tachibana Zuicho, 1890—1968)：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侣，著名的佛教遗迹探险家。早年就读于京都真宗中学，甚得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青睐。1908—1909年参加大谷探险队第二次西域探险。由野村荣三郎领队指挥，从北京出发，取道张家口、库伦等地进入新疆，遍访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吐鲁番、楼兰、和阗、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等处。著有《中亚探险》(由关露香笔录口述,1912年)。所取文物收录于《西域考古图谱》(1915)和《新西域记》(1937)。此外还有著有《蒙古语研究》等书，于《二乐丛书》中，有其所撰有关维吾尔经文的解读。
2、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瑞典籍的世界著名探险家，他从16岁开始，从事他终身以之无怨无悔的职业探险生涯，因为探险，他终身未婚，与姐姐相依为命，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不但路人皆知，而且为人们所热爱崇敬，与诺贝尔有齐名之誉。
3、焉耆（维吾尔文Qarasahr）又称乌夷、阿耆尼，新疆塔里木盆地古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附近。《汉书·西域传》：“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击胡侯、却胡侯、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各一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译长三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
4、两汉时期的西域城邦之国，至魏、晋之时已分属六大政权，其中且末、小宛、精绝并入楼兰，并改名鄯善；戎卢、扜弥、渠勒、皮山以及曾为汉军屯驻中心的轮台、乌垒并入于阗，以上为丝路南道两大国。尉犁、危须、山国并入焉耆；姑墨、温宿、尉头并入龟兹；莎车、竭石、渠沙、捐毒、休循等并入疏勒，是为丝路中道三大国，原来迁入天山北麓的车师后国等山北六国并入车师前部，以车师为名。
5、《李柏文书》书写时间有诸种说法，综合各家所说，其书写年代在325～346年之间，这是无疑的。而有关王羲之的生卒年代，由于《晋书》为唐人所修，其《王羲之传》中仅记“卒年五十九”，而未指出生卒年月，相关文献又较为缺乏，因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但各家所说的年代基本在303～379年间。那么李柏与王羲之当为同时代之人，而李柏生卒年月或略早于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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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文书》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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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文书》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