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创世记”

——以《比邻而居》与《弄堂里的白马》为例的考察

翟业军

张爱玲说，造人是一件危险的工作，因为这是让明明不是上帝的父母被迫处于神的位置。其实，造人大抵源于本能的骚动，单纯地造就事实，造人者无暇也不必追问必不必要、可不可以，是危险而不自知的——危险而不自知，多少有点颟顸，却是安全的，因为毕竟可以稀里糊涂地渡过去。写小说才真是困难、危险到了不可能，因为小说家是要跟上帝一样隐藏起自己（上帝不可见，小说家也不可见），用笔（或者，声音）带来光，由此开创出一个崭新、异己的世界的。当写作成了惊心动魄的“创世”，小说家在开启每一段写作之旅时就必将感到惶恐、畏惧，他们不得不一再地反问作为肉体凡胎的自己凭什么以及该如何“创世”。这样一来，合格的小说家对于小说的文体当然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不管是在写作“途中的镜子”（司汤达）一样的反映现实的小说，还是创作从来不模仿现实，现实只是它的粗陋仿品的“谎言”（王尔德）式小说，他们都清楚自己是在建构一个与现实平行又彼此辉映的另一个不现实、反自然的世界，他们还会思考他们所建构出来的世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距离……

作为一位文体家，王安忆很清楚自己不具备写作短篇小说所需要的轻盈和弹跳，她说自己不是巧匠，而是工匠，“一块一块砌砖，越庞大的体量越让我进入竞技状态”。本文偏偏扬短避长，以《比邻而居》（《当代》2000年第5期）和《弄堂里的白马》（《收获》2007年第5期）这两个短篇小说为例，来讨论王安忆的“创世”企图和方法，是基于如下考虑：“上手”状态中，主客体是交融的、相忘的，只有在略觉生涩的时候，客体才作为客体本身凸显出来，主体也才有可能思索客体之为客体的特殊性。王安忆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由于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由于隔阂，所以更加客观，更加自觉，于是，短篇小说意外地成为我们走进王安忆的“创世纪”的方便法门。

王安忆一直强调，小说要有故事，而《比邻而居》恰恰是没有故事的，也因其无故事而每每被误认作散文。无故事这一王安忆的“例外”状态提醒我们去留意她在构思、写作此小说时的“客观”，或者叫刻意。她就是要看看自己能否在五千字的短小空间内开创出一个世界，而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关键，当然在于她的“创世”方法。其实，写长篇同样存在方法论的问题。《子夜》意欲勾连起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来给它的本质下一个断语，于是，吴老太爷一到上海就必须一命呜呼，因为茅盾一来是要借此宣判地主阶级早已朽坏、风化，二来是要用吴府治丧的由头把政、商、军、学、新闻乃至交际界的头面人物麇集在一处，让他们“接触”起来，一场波谲云诡的大戏由此蕴蓄、开启。王安忆的困难在于，她的野心特别大，她要求五千字的世界不许逼仄，不能虽灵动却一闪而过，而是要呈现出一幅辽阔、笃实的众生相来。只有五千字啊，能写几个人？没有人以及人与人的“接触”，怎么会有众生相？不过，她自有尖新到匪夷所思的方法：把人、事悉数隐去，惟余从公共烟道涌入的各家的油烟和嗅吸、想象着油烟的“我”，于是，这条错乱的烟道就成了一个类似于吴府治丧的“平台”，多种油烟以及油烟所映射出来的生活风格、生命态度于此交汇、激荡。至于“我”家的厨房会产生什么样的油烟，我们却是不得而知的，“我”家的油烟（如果有的话，压根就不该有）也绝不会与那些油烟融合到一处。这样的“我”其实不是一个“人”，不需要肉身，只存在于对各家油烟的嗅吸和想象中，就像上帝消失于他的造物，也像作者死亡于他们的作品——王安忆的“我”才是全知全能的。

小说写到四种油烟，其中大书特书，占去全文三分之二篇幅的则是一上来就说起的接近川菜，又朝北方菜系靠了靠的特别火爆的那一种，它总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花椒、辣子、葱、姜、蒜、八角，在热油锅里炸了，轰轰烈烈起来了”。这样的剪裁，当然体现了王安忆对它以及它所表征着的生命态度的偏爱，在她看来，它才是世界的基数，才是世界得以运行的根本动力。它的特点在于一个“实”字，“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实”，首先体现于食材和制作方式的响亮和明确，它总是席卷来一股蓬勃的辣香、麻香，不接受一切微妙的、有涵养的、暧昧的味道。你当然可以指责它未免简单了些，不够蕴藉，但吃饭本来不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吃饭让你果腹，让你快乐，而且，你还不得不承认这个路数的淋漓、泼辣，它一瞬间就能穿透复杂的你、虚无的你，带着你兴兴头头地活着，活下去。其次是规律，“每顿必烧，从不将就”，让人“觉得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一点不混”。更重要的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唯细水能长流，节制才是规律的另一面，或者说，保证。于是，一到钟点，热火朝天的油烟就涌过来了，灌满厨房的角角落落，一个钟头，绝不会超过，一定就收了。规律就是过日子的恒心、韧劲。为了试验一下这股子韧劲的成色，王安忆还让这家的人病了，一丝不苟的火辣日子是要靠极充沛的能量去过的，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就一周炖一次鸡汤，草药的苦味和鸡汤的香气轮番飘来，“这也是认真养病的气味：耐心，持恒，积极，执着”，他们真是有力，哪里打得倒。大概一个月出头吧，羊汤的香气一咕嘟、一咕嘟地漫过来，这是病好了，他们要重重地补偿、犒劳、庆贺。羊汤未必金贵（金贵其实是“虚”的），却有盛宴的气氛，带着古意，“古人们庆贺战功，不就是宰羊吗？”就这样，疾病反过来把韧劲进一步夯实了，他们把日子过下去、过好的决心竟是如此强大。王安忆真是有着一颗世俗的心。

有趣的是，王安忆紧接着写到另一种路数的油烟，异端一样，夹在花椒炸锅的油烟中潜入。它不“实”，而是虚无的，带点浮华的意思；不规律，有时一日来一次，有时两次，有时一次都不来，来，也不在吃饭的点上，想起来就来，想不起来就不来。它真是“孱弱”啊，是第一种油烟的反面，没多少油的它甚至都算不上是油烟，它不是生活的实体，而是装饰，是阴影。但是，谁说阴影就不重要了，没有阴影的烘托，实体就是鬼魂，是不存在的；阴影更要打破实体的呆板，揭开它的幽微、层叠的皱褶，世界原来丰富到惊艳，哪里是过日子可以一言以蔽之的？其实，它说到底还是过日子的一种方式，一种同样持久、迷人，同样不可或缺的方式，就像夜深了，一缕咖啡的微苦的香味悄然而至，弥漫开来，不也是绵长、深远的？再接着，王安忆又写到第三种，苏锡帮的，空气中都能拉出丝来，再写到第四种，没什么个性，但融会贯通不也是个性之一种？最终，油烟们混成了一团，再也分不清各自的来路，“我们这些比邻而居的人家，就这样，不分彼此，聚集在了一处”。王安忆想说的是，人各有“相”，绝不能与别一个混淆，只有各有己“相”的人们汇聚在一起，才能交织出一幅众生相，众生相中，每一种“相”都是如此的栩栩如生，就像鱼游在水里。

不过，只要是油烟，就一定有污垢，就像生活本身必然带有脏、丑和恶。所以，王安忆不会仅止于写出众生相的美好和温暖，她还要在小说结尾处燃起艾草的薰烟，一年的油垢在草木的芬芳中一点点消除，这就像张爱玲点起一炉沉水香，沏上一壶茉莉香片，来中和、对抗她所书写的至暗人性。不同的是，渐渐的，王安忆这里的空气变得“明净”起来，“明净的空气其实并不是透明，它有它的颜色”。“透明”是没有，是虚无，而“明净”则是在众生相的“实”的基础之上飞跃、升华出去所获致的“有”，一种看起来虚无，实则比“实”更完满、丰盈的“有”，这样的“有”是有神性的。就这样，艾草好像是“创世”的光，就在这一束光的开启下，王安忆用一堆最“实”的材料垒成了一座“有”的楼阁，一个“心灵世界”。世俗的王安忆又是最灵动的。

在写作《比邻而居》的时代，五方杂处所构织出来的众生相，大概还是在指向上海的市民社会，上海没有个性，却因为汇聚了来路庞杂的个性而个性十足。上海的胃口真是大。《比邻而居》是在空间的横轴上铺展开去，试图为王安忆所理解、想象的上海性寻绎一个根源，那么，有没有可能沿着时间的纵轴溯流而上，去打捞上海的精魂？这一来，就有了《弄堂的白马》：王安忆让弄堂里无中生有地来了一个脸色严峻的北路人，牵一匹皮毛有些暗淡的白马，那么，会怎样？这里不是草原或战场，是弄堂啊，内外都是街道、房屋，还有熙来攘往的人和车，“一匹白马，终究是有些神奇”。神奇不单指人物与场景的分离，更指他们出奇的矜持，矜持到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喧腾、壅塞的所在：白马的鬃发在前额上剪齐成刘海，像一个小姑娘，与主人一起徐徐走来，每到一扇门前，就停下，静静立着，并不吆喝，等待门内人家决定要不要买一碗马奶尝尝，等一时，没动静，就再朝前走。平淡、细碎的市井中竟有这一幕神奇，令人不得不遐想、追究起白马的来历，于是，叙事人（这一次，干脆没有“我”，因为“我”还是拘束了些，还多少带些肉身性，王安忆是要全知全能地“创世”的）把白马放进从嘉靖年间的上海县直到海上生明月的远东巴黎这一广袤的舞台，缕述起有关它的身世的六则传说：倭寇进逼，一骑白马遥遥领先，所到之处，血溅路开，海防兵陈瑞挥刀砍向马首，寇首落地，白马早已偏过，从此流落民间，那么，这匹小母马就是日本马了，说不定还是名骏之后，“如今偏安一隅，沦为引车卖浆之流”；大约百年以后，明室南渡，数十骑清兵呼啸而来，席卷而去，有的自行突进城门，那么，卖乳的白马就是它们的子嗣，牵马人也就是旗人，如今，“人和马都归了汉”……对白马的身世作出如此悠远、庞杂且无关联的揣测，用意在于为上海及其特征寻找或者说创造出根源，并由此根源反过来把这些特征加粗、描黑，因为马无非就是人，就是城——由一匹马的身世钩沉出一座城的历史，就像从一股股乱入的油烟推演出众生相，都是最奇崛的、独属于王安忆的“创世”方法。白马所表征着的上海具有如下特征：1.远：我们想当然地以为上海是横空出世的，没有根基，它的根系却原来扎得那么深，那么密，它也拥有一个梦一样的前身；2.杂：倭寇、旗人、英国兵、小刀会、张謇的垦牧公司、赛马总会，它们都是上海的基因之一种，正因为杂，上海才能“一”，才能成就它自身，就像无数种来路不一的“相”“比邻而居”成上海的众生相。

叙事人继续神游：在这些身世煊赫的上等马之下，这城市还有过那么多苦作的马，拉人，载货，吃鞭子，被阉了生殖器，哪一个是白马的先人？其实，由煊赫而沦落的要比从来就是苦作的更苦，因为苦在失落了的甜的映衬下是要加倍的。如此一来，王安忆通过白马所勾勒出来的上海的底子就是平民的，接近花椒炸锅的路数，迥异于一般人的上海想象：上海，不就是一缕咖啡的苦香？平民的日子真是苦啊，苦到安详地接受苦，习惯于苦，就像白马也许被北路人的粗手挤裂了奶头，也许肉掌中扎进碎砖烂瓦和铁钉子，也许生了搭背，挺遭罪，却只是大颗大颗地落泪，从来不会反抗。对于苦的安之若素造就前文所说的矜持——矜持不是高贵，而是认命，是冷淡于自身的命运。王安忆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是：上海，也可以拓展到所有的地域，无穷的人们（“须知世上苦人多”，大家都是“命运的同道”），他们为什么没有被苦日子击倒，他们又拿什么去面对和渡过挨挨挤挤、密密麻麻的苦日子？她的答案是一个稍纵即逝的镜头：弄堂无人，北路人发出一声“喔唏”，白马忽然迈开步子小跑起来，铃铛和马蹄声清泠地响着，马尾巴扬起又伏下，腰和臀凸凹着，“有一点妩媚，又有一点风骚”，又一声“喔唏”，白马停下来，回到原先的步态，四周复又沉寂。这么苦的人和马也有如此惊艳的时刻，有了这样的时刻，他们就是“活泼泼的”。请注意，“活泼泼的”是由“二程”开创性使用的宋明理学关键词（在理学语境中，“的”作“地”），指的是“鸢飞鱼跃”的动人场景：鸢在高空上飞，鱼在水底里游，它们是灵动的，不息的，它们又不是为动而动的，而是听从本心，自然而然地舒展着，游荡着，“随风自俯仰”，它们真是潇洒啊。王安忆坚定地认为，白马和北路人的心性中葆有“鸢飞鱼跃”的根芽，他们骨子里就是高贵的，他们也可以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圣人，是窗草不除的周茂叔，无论多么贫贱的日子，高贵的他们都可以体面、平静地过下去——从这个角度说，矜持又还是高贵，高贵到不为命运所打动。关于“活泼泼的”时刻，王安忆还有两点强调：1.这样的时刻只能是“偶尔的，千年难得”，经常的话不就成了纨绔和孟浪？2.这样的时刻只能被一个孩子的天真之眼看取。是什么样的孩子呢？他一直“羞惭”于不能得到大人的允许，买一碗马奶。他的“羞惭”就像是《老王》中杨绛对于老王的“愧怍”，“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其实，都是“浩劫”中人，杨绛又能幸运到哪里去，但她就是为自己略幸运一点的命运而不安了，这种不安就是“赤子之心”，就是“不忍”，是仁之“端”也。只要有这个“端”在，我们就能看到周遭偶尔绽出的“活泼泼的”并进而开启出自己心性中潜隐着的“活泼泼的”。于是，《弄堂里的白马》的结尾，我们看到一幅寻常又神奇的“孺慕”画面：这孩子一路跟在人和马的后面，走在明晃晃的弄堂里，直到他们走过一扇破烂的木门，然后消失。叙事人不忘说明，有光照进来，有那么一瞬，人和马镶在了光里。这副画面带着我们穿越了几百年沉重的风雨，穿越了弄堂的飞短流长，穿越了细碎、寒素的生活，一路来到了乌托邦的门口。不必推门进去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最安宁的所在，就像没有一丝涟漪的湖水。就这样，王安忆用白马、北路人和孩子描画出一个混沌、心酸的世界，同时给这世界带来了光，世界有了得救的可能。

这又是一个从弄堂出发，最终却无关乎弄堂的“心灵世界”。

                                                     2019年9月5日，玉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