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新加坡学者提出“不能把中国高教问题都推给政府和制度”，该学者觉得中国一些学者本身对中国高教的很多问题也有直接责任。赵力涛认为，很多学者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源于制度，即权力分配不当，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这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抓住要害。世界上很多优秀大学校长也是政府任命，办学经费同样出自政府，并不必然出现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边界不清的问题。学者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和制度。中国大学发展史表明，即使外部环境不利于大学发展，那些身负使命，有远见、热情和使命感的学者，也总能寻找到自主空间，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苗绿/《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03期)

虽然本人觉得学者本身问题导致的高教问题，归根结底也可看做是体制问题，然而这其中也必然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正如某些一位教授感叹道，难道西南联大那时候就没有腐败吗？为什么那么艰苦的时候有这样的好大学？与学校领导者有必然关系。

5月20日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对于该校的校庆典礼感触很深，因为当时正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操场上与南大的学生一起关注着这场盛典。其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几处掌声与欢呼声，除了介绍老校友、诺贝尔奖获得者时掌声较为热烈外，介绍党委书记、校长时全场沸腾了。后来跟南京大学学生的聊天中了解到，他们口中的“骏哥”十分“亲民”因此深得学生喜爱，所以才有了校庆现场的轰动。

前段时间比较火的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想必大家都有印象。其中最火爆的是那则“不准歧视我的学生”的故事：深圳某银行招聘,规定须来自211大学.学生写信给章校长,校长安慰银行招聘人员素质低,不必在意。第二天他让学校财务处撤回学校在该银行的所有存款,若再不改,就号召2万多学生的家长把存在这家银行的钱全部提出来，涉事银行很快改了招聘启事。

章必功曾在多次公开场合开玩笑地说过自己讨厌两个数字“985”和“211”，一直奉劝深大学子不要看轻自己。有学生表示毕业求职过程中，遇到不少企业开出的“211和985”条件，有时不免感到沮丧。章必功就鼓励学生说：“面试的时候，就算前面站着清华的，后面站着北大的，你也不用不好意思，要站得笔直。招聘招的是人才不是背景，关键是自己要有底气，要有真才实学，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深大，荔园学子们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的章必功校长，他们都是校长的粉丝---“章鱼”。而章校长的故事也引起了全国众多高校学子的共鸣，除了一百多所211工程大学以外，大部分大学都不是重点，而现实是现在很多地方对此都有歧视，章校长站出来不仅为深大学子出了口气，也为其余非211工程大学的学生出了口气。

有了这样的校长，深圳大学近些年的发展十分瞩目。建校29年，已学校设有25个教学学院，72个本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个，覆盖下设二级学科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5个，覆盖下设二级学科139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5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共计154个。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很多大学建校比深圳大学要早，然而却一直不温不火，甚至有的连博士点都没有，不禁让人思考这些学校的校长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国内一些知名大学的校长不知是不是因为教育部直接任命的缘故，一直不乏好校长，比如中国政法大学1994年老校长江平在开学典礼上说，“现在的领导人主要是学理工的，但是我相信，学习人文科学的人，迟早要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我们要有信念，做到只向真理低头”，这些言语至今仍感染着众多文科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根叔”李培根，毕业典礼一炮而红；南开校长饶子和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也风靡全国，还有一些别的名校的校长各有自己的精彩，作为大学校长以其独特的魅力享誉海内。

正值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讲几个南京大学校长的例子。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1977年在南京大学刚恢复工作，果断决定聘请一批当时尚未落实政策的学者、教授。陈白尘是著名剧作家，但“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当时尚未有结论。但匡亚明却甘冒风险，聘他由北京南下就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当时，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响。同时，又聘请文史学家程千帆、哲学家孙叔平、神学家丁光侧等著名学者来校，安排他们上课并担任适适当的行政工作，这对南京大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朴实的话，成为关于大学理念的世纪之言。而南京大学匡亚明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一所大学有了一个好校长，大师自然不愁。大家想想，有梅贻琦、匡亚明这样的校长，还愁没大师、没大楼吗？

后来，1990年9月中旬，时任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为了争取把南京大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规则，与秘书专程飞到北京。为了向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汇报工作，在大木仓胡同国家教委门口坐街沿石的故事至今读起来仍十分震撼与感动。南京大学多亏了有了包括匡亚明、曲老在内的好校长啊，而如今的陈骏校长在南大学生心中的地位也还是不错的。

那些非教育部直接任命校长的普通高校恐怕就没这么幸运了，很多普通大学校长别提为学校呕心沥血、“亲民”了，甚至有学生在学校四年从未见过校长，甚至有学生都不知校长姓名，更别提别的了。国内普通高校大学校长素质的良莠不齐，也使得普通大学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其发展必然是命途多舛，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深圳那般发达，也不是每个像深圳那么发达地区的普通大学都能遇到章必功这样的大学校长。

现在中国很多大学，大楼有了，一些国内名校也不乏大师，但是为何距离一流大学还总是差那么一点呢？因为在目前不能改变高校体制的情况下，能否幸运地得到一名优秀校长已成为一些学校进一步提升发展的关键。而对于一些普通学校，得到一位开明的大学校长如深圳大学章必功，我相信大楼会有的，大师也会有的。在中国，一所大学的成败系于大学校长毫不夸张。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可以为一所学校带来春天；反之，一个无能的校长很可能会将一所大学引向深渊。

只是我们的校长仍然习惯于把一切过错归结于高教体制，大部分大学的校长们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校长的责任与使命，或许还不够清醒，或许还在思考着别的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别忘了自己首先是个教育者，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即使在这样的高教体制内自己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