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开始  最后的最后

周凯莉

大雪，没有第一炉香，我甩开膝盖上的橙色毛毯，抱起笔记本，在初生的新浪微薄，注册一枚帐号，实名“周凯莉”。

2009年岁末，我以为找到一方自留地，顾自喋喋不休。2011年中，方知这方自留地，已成没有栅栏的花园，有路过歇脚的旅人，有默不作声的故人，更多的是品头论足的看客。喧嚣之中，才知拈花微笑之淡定，非凡夫俗子所能一日修成。

无论如何，对于新浪微博之使用，我遵循这一原理：首先，我是一个女人（亦可用网络语言，是为“女孩纸”），其次，我才是一名记者。职业身份不是永恒，将暂时的职业身份独立于性别意识之后，通称“女记者”。

微博，则可视为我养的一只吉娃娃，喜欢了，便逗逗乐子，不喜欢了，让它自己玩耍，要是遇上不可解的危险，也会将吉娃娃当成藏獒用，可惜天生缺失蛮力，就让它努力吠叫，尽力便可。

犹唱后庭花

“隔江犹唱后庭花”是我的签名档。

我对我的围脖如是定义。在“自媒体”时代，围脖最重要的作用，是发泄情绪、讨论问题、传播思想。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载体，围脖对每个使用者来说，是一样工具，也许是日记本，也许是评论版，也许是新闻纸。

实际上，以新浪微博为例，已有专门的公司“养”帐号，经营街拍、冷笑话等吸引广告投放；演艺界人士则将此作为扩大影响力、接近粉丝的根据地；经济学家、新闻学教授等专业人士则将围脖作为传道解惑或者表达自主意识的工具。

我的围脖是我的日记本。这样的定义，估计有人会表示异议。作为无边界BBS，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敢把私人情绪放置于公共平台之上？事实上，这样的“晒客”绝不是少数。

近日，某著名风投人在围脖发表“私奔”宣言，这一事件红极一时。连续几日，他的发言，似乎可以看作一个小型的网络新闻发布会。而另一位著名风投人也将身患癌症公诸围脖，获得公众的祝福和帮助。

暂且将这些“晒客”行为看作普罗大众的宣泄狂欢。而我也正是占据围脖使用用户大部分的“晒客”中的一员。

这样的使用习惯，我在大学时代已经形成。本科、研究生时期，我是当时的热门网站校内网的忠实用户，并以巨大点击量，列入“校内之星”。当然，这一切都是无意为之。这个网站当时以学生用户为主，均喜欢写些小情小调，上传旅游照片之类。

    当然，校内网可设置局限性关注，和围脖的无界限特点，会有巨大的区别。一旦围脖粉丝增加，脖主的使用心态会出现微妙变化。并且，“晒客”行为还会经受看客点评的精神压力。以大S为例，她也和评论者起了龃龉。而当姚晨、凌潇肃、唐一菲“三角恋”甚嚣尘上时，“小三”唐一菲更是受到潮水猛兽般的攻击。也就是说，围脖可以成为任何窥伺者的宣泄工具。

一些报刊、杂志或者手机报也瞄准围脖的创作段子。比如我常常发现，一些随手写下的围脖，某天忽然出现在报纸、杂志或者手机报上。这涉及到目前围脖的版权问题，脖主一般是未能获取任何稿费的。关于围脖的知识版权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

摘录我在“日记本”中转载较多的两条围脖。

一个是我信手写的段子。“报复一个男人，最好的方法是，下辈子成为他的女儿。想想看，对着他大哭大叫，他还得涎着脸哄你，再也不敢粗声大气。刷爆他的卡，可以恬不知耻。成绩不好，就让班主任训他，‘就这德行，养这么个女儿！’记得拼命谈失败的恋爱，让他心疼死，恨不得拿扫帚打那些混小子们。”

另一个则是，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听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短短140字，似乎更像一则微小说。“打车回家，司机头发花白，在放春天里。他笑得很开心。闲聊。司机说，他今天刚离婚，儿子跟了老婆，净身出户，三百万一分没拿，晚上就出来拉活了。我：做错事儿了？他笑笑：她做错事儿了，不过她法院有人。一路无话。下车时，我说‘好好过’。路灯下，我看到这个男人居然掉泪了。”

我发现，在围脖上，一开始，人们总是在努力表现自己优雅、淡定的良好一面。然，只需过上几天，每一个用户的性格便在他的评论、转贴，对待事物的态度、评说公共事件的方式、方法等言语里暴露无遗。

或者相反，当一个人试图在围脖里竭尽全力表现出理性、冷静时，也许他在现实生活里急躁、冒进甚至刚愎自用。而我的某一位朋友，他刻意在围脖中表现出“疯疯癫癫”的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理性、淡定。

在每一次聚会上，众人都会举着iphone上围脖。我在围脖上写过一个小段子：“我们往往从北京的四面八方不远万里，集中到一起，却是，为了举着手机，上围脖。”

以记者之名

和大多数人一样，个人身份、职业身份，在围脖上很难厘清，特别是V字用户。不可否认，在这一平台上，记者这一身份基本等同于“公众人物”。在一些公共事件的进程中，围脖用户往往会趋向于通过记者获取信息、树立认知。因此，在围脖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很大一部分均是媒体从业者。

以记者之名，如何使用围脖？在公益活动、慈善捐款上，我认为，记者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积极投身于公益行为。新兴媒体发展至今日，传统慈善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围脖作为影响力巨大的“草根”媒体，汇聚社会各界人士，有能力将资源配置达到最大化。试想，在任何时代，一个普通网友和娱乐巨星，或者著名学者之间的距离之小，能够小于围脖时代。

我曾参与一场以围脖为平台的慈善义卖。4月14日，我和“免费午餐”活动发起人、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中国福利教育基金会副主任肖隆军等人前往河南鲁山。此前，我曾参与报道2011年2月28日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封面《营养的贫困》，在“免费午餐”河南鲁山这一活动中，以单位委派的形式露面。

当时，在郑州开往鲁山的途中，我们一群人突发奇想，打算义卖西服、围巾、墨镜等物件。邓飞在围脖拥有25万粉丝，一经呼吁，响应者众。这些细碎物件，共拍得6000余元，善款全部捐赠给“免费午餐”。作为良好的开始，众多企业家、投资人、学者、热心网友均积极加入到围脖义卖中来。短短两个月，“免费午餐”通过围脖义卖筹集到几十万善款。

当然，有人质疑围脖义卖是“作秀”。个人认为，在中国做“慈善”之难，难就难在人言可畏。但若是“高调”义卖，能集围脖之力，调动社会力量，筹集善款，一些风言风语大可不必理会。

不过，若是在公共事件报道中，我依然坚持，记者要将自己从围脖角色，重新归于“观察者”、“记录者”的位置，不可人为推动事件的无序发展，更要避免把自己置于新闻中心。近来，有同行在围脖热议“社运型”记者一词。窃以为，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将对传统的报道模式造成冲击，由于围脖的存在，记者将不可避免被卷入其中。唯一能做的是，坚持最基本的行为模式。

一位前辈曾再三告诫，作为记者，在新闻事件报道中，要秉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在乐清村长案、徐武“被精神病”等公共事件中，我和在现场的同行们大多放弃“现场直播”这一方式。由于各家媒体情况不同，若是记者在收到禁令或者稿件无法刊发后，有时候记者以个人身份，作为公共事件观察者，在围脖直播某些某些公共事件进展，也不必过多苛责。

不过，这一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出于职业规范和出版周期的考虑，记者须规范以“稿件刊发”作为基本要求。“某刊记者”这一限定身份，使我们需要在“记者”这一身份下，完成各自的归属。

在稿件刊发后，除了新闻报道、记者手记，我们亦可使用围脖这一新兴媒介，以个人身份表达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譬如，在乐清村长报道之后，我亦用几条围脖，阐述我个人的看法、感想以及出示新闻报道中无法提及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围脖的碎片化，一些公共事件的复杂状态，无法用140字完整表述，容易出现纰漏，使读者在认知上产生混乱。这时，必然要避免使用围脖。例如，在我的《“上访村长”之死》这一组报道中，我曾试图使用各方信源的叙述，用这一方式还原现场。记者只是一个记录者，不是目击者，不是侦探，更不是法官。钱云会之死，没有任何一个确凿的说法，无论是技术分析，还是现场目击，记者必须使用多方信源还原现场，任何“合理想象”以及任何的情绪，都是报道的天敌。

后话

在未来的时间里，围脖将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必会对记者的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以宽容而求新的心态，积极看待或使用围脖这一工具，是顺应大势之为。实际上，作为“记者”职业身份限定之下，对于围脖“自媒体”的使用，人人皆是雾里看花。按照喜好而行之，我能做的，不过是“多谈风月”的地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