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我的生活，就如千千万万人一样，波澜不惊、平淡无奇，就连我此刻的工作，也是如此顺理成章，不留悬念。然而一次飞机上的偶遇，却为过去三十年的平稳画上了句号——或者说，将我的记忆被生生撕裂。看似偶遇的背后隐藏着怎样奇诡的真相？曾经拥有的一切是那么真实可感，谁还会去质疑真实呢？ 

 《母校》节选

文_索何夫

图_黑白工厂·安妮

1

即使在正午阳光最烈的时候，这座位于公寓楼顶层的套房中仍然保持着与子夜时分别无二致的黑暗：位于屋顶天窗内侧的可调整遮光板已经全部放下，并被调节成了最深的黑色；镶嵌在墙壁上的落地玻璃窗则被镶满造型古典的金边人造丝绸窗帘遮挡得严严实实。房间里没有灯光，甚至连家用电器控制面板上的LED灯也被它们的主人刻意关掉了。唯一的光源，来自书桌上的那幅全息图像——以及凝固在光线中的那个男人。

如果让一名来自摩尔根时代的人种学家分析这个男人的相貌，他多半会立即指出，这是一个最为标准的蒙古利亚人种男性个体。这名男子有着这一人种标志性的宽阔额头、较浅的眼眶、低矮的鼻梁与颧骨，但他的肤色与五官却又显示他可能拥有少量来自低纬度地区居民的血统——就像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东南亚和南中国居民一样。而大多数欧洲人或者美国人多半会用“毫无个性”这个词来评价这名已经不太年轻的亚裔男性，因为他看上去与绝大多数亚裔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总而言之，这个人的相貌平淡无奇，说不上特别好，但也绝对不算糟，就像一幅从人类学电子教科书里截下来的黄种人标准相貌全息图，每一个细节都标准得有些不太真实。现在，这个男人的嘴唇正微微张开，略显苍白的脸上流露着一种混合着期许、怅惘与释然的复杂表情，似乎正急着想要说些什么。

接着，一根纤细的手指按下了全息投影仪上的一个按钮，随后又按下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了出来，不算优美，但也不难听，一如他的相貌那样平淡无奇：

“如果有谁看到了这份影像资料，那我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影像中的男人清了清嗓子，语气阴郁地说道。在影像的淡绿色背景光映衬下，他的身影显得有些模糊，看上去就像是一幅被浸湿的水彩画，或者是一座塑出了轮廓但却没来得及雕刻出全部细节的蜡像。很显然，这份影像制作得相当匆忙，甚至连最起码的图形修正也没有进行过。

“说实话，我其实并不指望有谁能听到我的话——但我知道，我必须留下点什么，因为……”他的脸上露出了迟疑与痛苦的神色，“因为……呃，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我必须得这么做。

“你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一个秘密……一个已经快要被为数不多的知情者遗忘了的、褪了色的秘密，一个你很可能不愿相信的秘密，但它确实是真实的——该死，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说服自己这不是真的！但是……但我……”男人下意识地咬紧了嘴唇，五官因为歇斯底里而变得扭曲起来，“……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没法说服我自己……我亲眼看到了，是的，我亲眼看到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男人低沉的啜泣是黑暗的房间中仅有的声音。全息投影仪的主人耐心地倾听着他的啜泣声，甚至没有去伸手按下快进键。最后，他的声音终于恢复了常态：这是一种决绝的、放弃了一切希望后的平静，是垂死的病人在回光返照的一刹那的平静。“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会尽可能简短地讲完这个故事——事实上，这就是我的故事。”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是……或者说，我曾经是一名生物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人流感病毒的变异与疫苗研制。我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是李南柯。就像我曾拥有的一切一样，这个名字平淡无奇，没有半点特殊之处——按照我的小学老师的说法，它似乎和某部古代的幻想小说有关，但对我而言，这一切都像明天的股票涨幅一样毫无意义。我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去弄清楚那些无聊的典故，因为我生来就不适合做这种事。

——至少，那些我认识的人都是这么告诉我的。

在我生命中的前三十年里，那些能够勉强称得上是“亲人”的人——保育员、老师、宿舍舍监和心理辅导员们——都一直向我重复着一个简单却无可置疑的故事：我那平凡的父母在我出生后不久就双双去世，只为我留下了微不足道的财产和不值一提的遗物，一个居住在泰国的远房亲戚替我报名参加了一项试验性的跨国福利项目，让我辗转来到了位于中南半岛东部的N城——这个在二十年前按照《东亚宪章城市条约》建立的新自由港——接受监护与教育。按照官方说法，这个名为“繁花之荫”的基金会专门为那些被他们认为具备成为自然科学家潜力的孤儿提供教育与资助。我在他们开办的专门学校里按部就班地生活到了十八岁，然后像其他人那样怀揣着成为科学家的梦想离开了这座我并不熟悉的城市，前往北美洲进一步深造。

这听上去有些无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孩提时代的生活不仅仅是无聊，而是非常非常无聊，无聊得就像一杯不含任何杂质的蒸馏水，除了淡而无味之外，尝不出别的任何味道。从能记事时开始，我就一直是个沉默内向的男孩；而在“繁花之荫”聘请的那些教育专家的清单上，“善于交际”在自然科学家必备素质中的排位也着实不怎么靠前。我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嗜好，也从未染上吸烟、酗酒或是别的什么恶习；我从书本上知道了诸如友情、亲情和爱情之类的概念，但却从未真正品尝过它们的滋味，甚至直到进入大学之后，唯一能称得上是我的朋友的人也只有我的导师，而这样的关系只持续到了我在二十三岁那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为止。在那之后，研究团队里的同事们给了我一个“修士”的绰号，将我视为一个可以合作但却无法共处的对象，而我对此毫不在意，毕竟，没有任何人会去怀念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直到他真正得到它的那一刻为止。

我的故事是从今年三月的那个下午开始的。当时，我刚在L城出席了一个不得不参加的研讨会，正盼望着能尽快离开仍旧春寒料峭的美洲西海岸，回到我那位于温暖湿润的东亚的T研究所里继续我的项目——说实在的，对于这类学术应酬活动，我从来都提不起半点精神：所有与会者都将时间浪费在了讨论诸如“合作与对未来的展望”这种空泛无聊的老旧话题上，就像咀嚼被别人嚼过的口香糖一样毫无滋味。也许有些人对此会有不同意见，但至少在我眼里，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成果永远只会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诞生，而不是依靠在会议中心的空调房里毫无意义的争论。

哦，对了，如果你们不知道我的研究课题是什么，那我不妨现在就告诉你们——反正这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众所周知，自从现代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流感疫情——它被很不合适地称为“西班牙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爆发以来，这种看上去似乎不那么令人生畏的传染病已经成功地取代了在农业社会称雄一时、而在工业时代则迅速衰微的天花与鼠疫，成为这个世界上危害最广泛、也最难以防范的疾病之一。假如你们经常关注全球新闻网的相关报道的话，那就不难注意到，这群隐匿在世界每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角落中的小恶棍，其实从未停止过对我们的纠缠：每当我们拉响警报、集体动员，在这一次的遭遇战中群策群力将对手镇压下去，它们都会潜伏上一段时间后，以更加致命的新面目再度出现，对我们发起下一次闪电突袭。由于流感病毒极强的变异性和越来越快的突变速度，人类与它的对抗就像是赫拉克勒斯与海德拉的缠斗：每当我们砍下一个脑袋，这个怪物就会长出一个新头，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事实上，唯一能为我们这边争取到些许优势的方法，就是在这场变异接力赛中抄近道，跑在它的前面，想方设法弄清楚它下一次出现时的面貌，以便在第一时间就给它沉重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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