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官不聊生」常影射台灣官員被立委抨擊、被民眾羞辱的不堪遭遇。但近年來，中共高層強調科學發展觀的治理模式，極力消弭官民矛盾衝突，官員動不動被究責，「官不聊生」已不再是台灣的專利，大陸官員也正身處「水深火熱」中，造成官員健康紛紛亮起紅燈。尤其，領導級別越大，健康越是機密，成為中共治理的另類「不定時炸彈」。

    　10多年前，衡量大陸官員的工作常缺乏客觀公正科學的量化考核指標，及相應的追究機制：官員幹好、幹壞對其政治前程影響不大。搞砸了，只要「背景硬」還能易地為官。

    　但現在，官員工作一旦失誤，就要被追究。輕則處分，重則免職，要負道義、政治、行政，甚至刑事責任。官員們不再是「有官一身輕」，不再無緣於壓力。

    　健康白皮書98.5%異常

    　大陸近年曾公布《中國公職人員健康白皮書》指稱，大陸公務員能按法定假日休滿假期的人很少，越是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大城市，官員的休假越少、壓力越大。不同的年齡、性別和職務，官員的體檢結果出現明顯差異。級別越高者，健康狀況反而越差。尤其，擔任領導崗位的官員體檢異常率竟高達98.5%。

    　原因是，這些「領導」年齡層次和男性比例都比普通公職人員高。受領導責任壓力、事業心理負荷與家庭衝突、職業特性導致飲食睡眠不規律等因素，是損害健康的元凶。

    　在北京，還有調查指稱，超過半數的領導官員無法按時吃飯。尤其在辦公室久坐，運動量少。再加上動不動就應酬、抽菸、酗酒，官員要維持健康，真是件「不可能的任務」。

    　20名官員非正常死亡

    　這種「越是領導、越不健康」的問題，更體現於近年來不斷湧現的「官員非正常死亡」。大陸華西醫院心理諮詢中心上周就公布資料顯示，25.6%大陸公務員有憂鬱情況。自2009年起迄今，全大陸已有約20名官員（主要是領導職位官員）發生「非正常死亡」。

    　大陸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諮詢中心副主任祝卓宏就指稱，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結構變化，利益分配不均、網路訊息急速膨脹等因素的衝擊，是造成領導官員的壓力來源。

    　工作壓力 憂鬱症上身

    　《鳳凰周刊》曾報導，官員憂鬱症爆發的轉折點是21世紀初，並呈現蔓延的態勢。大陸官員罹患憂鬱症，早期在大陸被視為「思想病」，被認為是其革命覺悟不如人，而對自身和社會不滿的結果。

    　時至今日，如果有官員憂鬱症自殺，大陸民眾往往將其與腐敗畫上等號，總之「自殺總是有罪」。

    　對於官員不確定原因的自殺行為，大陸官場基本形成一種思維定性：只要是官員自殺，便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跟黨脫離，不想堅強地活下去。」

    　因此，依照大陸官方的約定俗成，官員死後都會採行「三不」原則：不開追悼會，組織上不致悼詞，領導班子成員不參加。只有部份開明的地方政府出於人性關懷角度，允許官員家屬自行召開追悼會，死者生前友好可以私人身份前往。斯人已逝，家人卻一輩子活在陰影中。

    　幹部年輕化年齡變壓力

    　大陸官員的憂鬱症，除工作壓力使然，也和仕途能否順遂有關。鄧小平之後，大陸官方力行「幹部年輕化」：官員屆齡一定年紀而沒再往上爬，只能註定被淘汰，當冷宮的「窗邊族」。

    　因此，如何把工作做到位，又能和上面的一、二把手關係搞好，成為公務員在官場生存的不二法則。

    　這也形成官員另一壓力源：「官場潛規則對個人政治前途的壓力」。一方面，官場的上下級之間往往編織成一張「庇護網絡」關係，下屬對上層除了官場的「職位效忠」外，還有基於個人利益的「私人效忠」，否則就很難成為「圈內人」。

    　同級官員競爭好友隔閡

    　因此，大陸官場常見景象就勾勒出：同級的官員既是同事、也是對手。一方面又要維護好關係，但要變成真心好友，卻總隔著一層「透明玻璃」。

    　《博客天下》指稱，官場的躍升管道太過單一，大陸有80％以上的公務員職位是非領導職，若不趁年輕時往上「卡位」，例如35歲沒幹到正處級、45歲沒到正廳級，這些非領導職官員都會被列在各地的組織部的「死亡筆記本」裡，而無翻身機會。

    　這也難怪，當大陸官方對公職人員心理健康進行多項選擇調查時會發現，排名前三位的都是負面情緒：49%的人有疲倦感，46%有平淡感，38%有煩躁感。近五成的公務員每天感覺「很疲倦」，負面情緒要遠遠高於正面情緒選項中的滿足感28%，充實感26%以及快樂感25%。

    　為仕途 拒醫生千里外

    　更詭異地，為了往上爬，許多官員常刻意隱瞞身心健康問題。尤其是「準領導」，為避免影響仕途，即便身體和精神狀況早已鳴起警報，卻仍拒醫生於「千里之外」。

    　因為，一旦有官員承認自己精神有狀況，所有的仕途前景將毀於一旦。這種把健康視為「機密」的現象，越是高層越是明顯。長久以來，必將成為中共另類的治理危機。（作者为旺报记者林踪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