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淄川、博山的东南部和南部山区的山上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山寨（当地人俗称“围子”），这些山寨大小不一，有的建造精细，有的建造粗糙，这些石寨经历了至少上百年的风雨侵蚀或人为破坏，现在大都成为残垣断壁，乱石挡道，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被人遗忘。由于近十几年来乡村旅游的兴起再加上众多驴友的光顾，这些沉寂了上百年的山寨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中。有些人对这些山寨的建造年代和用途颇感兴趣，想弄个明白，但由于这些山寨的建造年代比较久远又缺乏史料记载，只能从当地一些老人的口中得到一点零星的信息，大都是一句话：“山上的围子是用来躲避匪患的”。其它的就很难知晓了。最近一两年，我也断断续续地探访了一些山寨，对此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想解开这些山寨的谜底，于是查阅了一些史料和走访了山寨附近村庄的一些老人，渐渐揭开了罩在山寨上面的这团迷雾，困惑了多年的难解之谜终于浮出了水面。

关于山寨最早的建造年代，实在不好确定。比如，马鞍山和劈山上的山寨，有专家认定为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兵营，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距今也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但这些史书上没有记载；再如招夫寨（有大寨小寨两处），传说是明朝永乐年间起义领袖唐赛儿的一处兵营，她手下有一员干将叫秋花，用比武招夫的办法，招募人才，后来她在一次作战中战死，后人为了纪念她，就把她防守过的山寨叫做“招夫寨”，这也距今有六百多年历史了。以上这两座山寨的建造年代比较久远，真假难辨，暂且搁置不议，留待以后专家学者去继续探究考证。

据史料记载，淄川、博山地区大规模集中修建山寨是在明末和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及民国时期。明末清初，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清咸丰、同治年间，捻军征战山东，纪律松弛，队伍形同流寇；同治元年，淄川的刘德培以抗漕聚众起义；另外临近地区的土匪也经常前来骚扰民众。

民国26年的《续修博山县志•匪患》记载：

咸丰十一年辛酉二月十二日，捻匪入境。十月，蒙沂诸县棍匪蜂起，各村团练与相哄击，死难者七十余人。

同治元年，淄川刘德培以抗漕事聚众，据淄城与清廷抗。九月，刘德培邀南捻数万众来。

同治二年癸亥三月十三日，清兵追捻匪六万余人自莱芜长峪道猝至，居民闻警皆逃汉王寨，不慎于火焚，毁甚巨。

同治五年丙寅三月，捻匪由夏庄过境。

同治六年丁卯，捻匪自蒙沂来，由汉王寨北去。

以上记载，从咸丰十一年到同治六年，捻军多次进入淄川和博山境内，为了防避捻军烧杀抢掠，纷纷建造山寨，这也从山寨遗留下来的不多的石刻中得到验证，如张庄的雁门山山寨中有一处房屋上的石刻就有“大清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字样；小口头村东山山寨的寨门上刻有“同治六年六月上浣”字样。

《博山县志》中记载的捻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捻”是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捻军起源于“捻子”，最初安徽、河南一带有游民捏纸，将油脂点燃，烧油捻纸用来作法，于节日时聚众表演，为人驱除疾病、灾难以牟利。早期捻子是向乡民募捐香油钱，购买油捻纸。后来，也有恐吓取财、勒索而实与盗贼无异的现象。越是荒年歉收，入捻人数越多，所谓“居者为民，出者为捻”，而清朝官方称之为捻匪。

除捻军以外，当地人因对朝廷不满也聚众起义，例如，上面《博山县志》中的记载：“同治元年，淄川刘德培以抗漕事聚众，据淄城与清廷抗。九月，刘德培邀南捻数万众来。”可以看出，这些起义也是里应外合，相互串联，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祸患，为此也纷纷修建山寨来防匪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位于西石门村西岳阳山上的两处山寨，当地人称为“王家围子”，《博山县志》中有王肇沅《修石门山寨记》一文，对我们研究山寨产生的历史背景弥足珍贵。

“……于是修寨之意决。是时贼氛稍远，吾乡人纷纷议筑土堡，或以淄城坚，竟相移入。乃与家大人议。以城虽坚，而我无田可供食。窎桥虽有田，而土堡终不如山寨之险。坚壁石门，以耕以守计甚得。于是岁五月朔鸠工庀材。度古寨地狭，莫容。乃于古寨南之高峰起寨。其地势尖峰巉削，东南皆悬崖，惟西面稍坦。巉者平之，四围周以石垣。石取诸山，故价廉而工省。其悬崖处，垣无庸高也；其坦处，则甃以重垣，上施铳眼二。非重垣不足防冲突也。其门，则石券，仅容人出入，上小屋一间，以备风雨瞭守。门则东北向，以登山之路在北也。四维既张，无以御寒暑焉，不可，于是房屋备；枵腹焉，不可，于是仓廪备、庖湢备；峰高，无水，尤不可以不储，于是即寨之西偏最凹处凿池，上覆以石，而灰泥其中。不泥则漏卮为患；不覆则冻裂堪虞。夏日急雨骤涨，皆入池中，盛水约二千石。……”

“……当此时只为南匪计耳，不意于次年秋竟有刘德培之变，蚕食山中诸村。予与臧获数辈负隅固守，贼闻有备，不来犯，竟赖以全。……”

从文中我们得知，修建山寨最初是为了防“南匪”，不料想“次年”淄川的刘德培聚众起义，经常来蚕食山里的百姓，王家人就在山寨中躲避，逃过一劫。

民国初年，土匪蜂起，给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地威胁。我们再来看《博山县志》上的记载：

民国元年壬子，匪魁于三黑据千人洞劫掠，近村兵民合击，驱之出境。

民国七年戊午，悍匪白天祖自结老峪进窥，十八营营长佟瑞亭率兵击，却之。

民国十五年丙寅正月十五日，临朐匪盖三省夜袭太河镇，焚烧团局，大肆劫掠。同时，土匪小白龙并扰，及冯家社东偏。

莒州匪孙立子劫掠太河牟庄、马陵、同古坪等处，旋去。

益都土匪赵锡据昭阳洞、仁河等处，四出剽掠。

民国十六年丁卯正月二十七日，土匪在邢家庄一带与警备队接战，匪氛甚恶，幸民团策应，匪不得逞，始引去。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匪至上瓦泉庄，赖民团先事预防，得无恙。

是年六月，刘黑七党羽夜入柿岩庄，掳孙氏子及其甥以去，甥道亡，孙氏子赎还。是年九月初四日，刘黑七率匪三千余人入东峪、峨庄一带。初五日，出遨莱峪至前怀庄。

民国十七年戊辰七月十七日，刘黑七劫掠郭庄，进窥夏庄。民团分队长朱子厚往救，得免。

民国十九年庚午六月，益都匪赵光庆焚烧东峪、东道平等庄。

民国二十年辛未，益都匪犯境，王县长荫桂偕客军及本县队伍集太河庄追逐，破走之。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春，伊来灏率匪众数百扰邑之东鄙，经博山、临朐两县会剿，始遁去。

从以上记载来看，淄川、博山的匪患多来自于外地。除捻军以外，清末民初刘黑七、于三黑、盖三省、白天祖、小白龙、伊老九等在沂蒙山区有名的土匪，几乎都曾经光顾过淄川和博山。建山寨以自保，恐怕是当时的民众无奈中的最好解决办法了。

抗战时期，日寇在原有的山寨基础上建设碉堡，构筑工事，成为他们侵华的据点，革命队伍也充分利用山寨易守难攻的优势，与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都是淄川、博山山寨构筑的几个重要时期，其中以清末民初的遗存为多，有的则多次被重复利用，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这里说明一点，现在的淄川东南部山区的几个乡镇，比如，太河、口头、峨庄等乡镇，过去都属博山县管辖范围，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才划归淄川。

                                                  2018.8.31涌泉读画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