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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总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我为自己不能回国参加他的追悼会而忐忑不安,好在我大哥李凯以及诸多我所熟悉的朋友将代表我为老人家送上最后一程。

如果没记错,我第一次见到葛存壮老师是在1982年。那个时候,我和葛优作为中华全总话剧团的学员,经过两年多的磨练,好不容易从“龙套”熬到了B角,在多幕喜剧《为了幸福干杯》中扮演有名有姓的人物。B组的第一次彩排,属于内部演出,主要观众来自话剧团的家属和朋友,其中就有葛老和夫人施文心老师。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担任重要角色还是因为有上级领导的审查,也不知道是因为台下的观众大多是熟人还是因为有像葛老这样的专家在座,我们那天的演出非常投入,也非常卖力,演出效果比预期的要好很多,甚至有超越A组的势头。

当我们卸完妆走出后台时,远远地看到葛老夫妇伫立在寒风中,不等葛优介绍,我们几个年轻演员便快步上前,争先恐后地和葛老握手寒暄并聆听前辈的临场指点。从那以后,只要有葛优的演出,葛老都会在第一时间出现;还是从那以后,每当逢年过节,几个年轻的演员会跟着葛优去北影宿舍给葛老拜年,每次去,葛老都亲自下厨为我们炒上几个家常菜,伴着几杯小酒推心致腹、言传身教,教我们如何演戏,教我们如何做人。确实,每一次和葛老的相聚,都是受益匪浅、尽情言欢,唯有两次例外,对我来说,一次是尴尬,一次则是心酸。

我与葛老的“尴尬相见”是2003年,时逢北京炎热的夏天,我回国探亲,正赶上冯小刚导演的电影《手机》在国家大剧院举办首映式。因为下午一点半开始,我便和两个密友相约在王府井附近的一家“老北京”小聚。说是“小聚”,我们却甩开了腮帮子,不到两个小时,撅了两瓶二锅头。当我们相互搀扶、摇摇晃晃地走进剧场时,电影已经开始了。

那天除了冯小刚、葛优、张国立、徐帆等大腕出席开幕式以外,还有诸多影视界同行和新闻媒体到场。我摸着黑,迷迷糊糊地坐下并默默地为自己祈祷:但愿葛优葛大爷别看见我这副模样,否则他以为咱哥们儿不重视他主演的影片,不尊重他人的创作,不......不知不觉,我居然睡着了,我发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睡觉,而且是观摩葛大爷主演的电影。

电影刚结束,我被身边的哥们儿推醒,慌忙站起身,下意识地跟着众人一起拍手,好像很欣赏那部影片。哥们儿说,你还拍什么手呀,从头呼噜到尾。我正想埋怨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把我叫醒,却听到身后有人窃窃私语,而且是我非常熟悉的声音。我斗胆回过头,正好与他们的目光相遇,我不敢更不愿相信,那正是葛老夫妇——两位倍受众人尊敬且年事已高的前辈。

我的天啊,他们一定看到坐在前排的醉鬼歪七扭八地睡着了,他们也一定听到醉鬼那旁若无人的鼾声。我的嘴,像贴了封条,不知道该和两位老人说些啥,只好伸出双手和他们相握,抿着嘴傻笑。葛老和蔼地对我说,回来啦,有机会去家里坐坐。我连忙点头,挤出三个字:好好好。
我一直没有机会和葛优聊起这段经历,也一直没有机会和葛老当面解释,唯有那次尴尬的相见,至今记忆犹新。

很快,十几年过去了,再次见到葛老竟然是在医院,那一瞬间,我似乎忘记了当年的尴尬,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心酸。
2015年我再次回国探亲,事先知道葛老的病情非常严重,已在医院住了一年有余。九月份刚到北京不久,我便向葛优提出去医院看望葛老的愿望。葛优犹豫再三,最终答应了,毕竟我们相识已久,我又是远道而来。他还不失幽默地对我说,反正你去了也白搭,他不认识你啦。

那天傍晚,我按照和葛优事先约定的时间,提前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在急诊室门口等待期间,看着一辆辆救护车呼啸而来,飞驰而去,接着就是急促的脚步声夹杂着家属们撕心裂肺的喊地哭天。大约七点,葛优提着一个大塑料袋快步走来,诡秘地问我,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我摇摇头,他说,尿不湿,小孩儿用的。我忙问,大小便失禁啦?他答,早就失禁了,就靠呼吸机维持着。说着说着,我们走进了特护病房。

葛老躺在一张被各种仪器包围着的病床上,喉咙插着一根粗粗的管子,半张着嘴,双眼紧闭,失去思维的大脑勉强地支撑着面部神经,致使日渐憔悴的面容显得比往日更加安详与平静。我跟葛优说,来之前想买个花篮,你不让买,说医院有规定。葛优说,你应该带两瓶二锅头来。我知道葛大爷一贯的风趣,却再也笑不出来,难以抑制的一阵阵心酸,眼泪悄悄充满双眼。我想和葛优说,让我跟葛老拍张照片吧,留下这最后的纪念,但我没有勇气开口,我甚至不相信,那是我和葛老永别的一面......

前几天——2016年3月4日,正是我父亲逝世十一周年的祭日;巧了,也是3月4日,葛老平静地离开了我们。
葛老,稳步慢行,一路走好。您会和我父亲相遇在鲜花簇拥的天堂,老哥儿俩好久不见了,约着喝几杯。酒菜嘛,不用太讲究,花生米和酱牛肉;酒嘛,还是二锅头,因为您二老都得意这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