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人介绍李洋是一位作家时，我的心会不由自主地“咯噔”一下，好像一个骗子，什么都没骗到手，已经被人戳穿了。“作家”这个包袱扛在肩上，实在有些沉重。

我希望人们认可我是一个演员、半个导演抑或四分之一的编剧。眼下之所以不敢把自己当作家，原因有三：

一，作家不但能把自己的经历有鼻子有眼地说清楚，还能“盗版”别人的故事并煞有介事地讲出来。我不行，我只能说说自己生活中的那点事儿。

二，作家尤其是成了名的作家都很专一，一心一意地写作，不单是靠写作为生，还要靠写作发财。我不行，我总是三心二意，上瘾的事情太多，屁股不够沉，心也不够静。

三，作家不但具有慧眼，而且能为读者指点乾坤。我不行，我乐意把身边的繁琐小事装点一下，不期望读者从中学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只要能从头到尾地把我的文章看下来，然后会心地一乐，哪怕骂我几句，我就知足了。

但是，我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作家——名副其实的。

记得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我的澳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以后，我迫不及待地送出去了上百本，因为我担心没有读者愿意在新华书店买我的书，最后都退给出版社。我希望我的书有人看，看完以后再跟我说点什么，这样，我好知道下一本怎么写，怎么出。

我二哥的一位朋友叫赵惠民，人们叫他“猴哥”。虽然猴哥长相有点特别，但绝对有才。怪才也好，歪才也罢，反正我打小就觉得他什么都懂，最突出的就是文学艺术和琴棋书画。现如今，猴哥是北京颇有名气的拍卖师，小槌一落，有吃有喝。《我的澳洲》刚一出版，我立马给他送上一本。说实话，猴哥这本书，送得值，因为他是可数的几位看了我的书以后稍加评论的读者之一。而且猴哥说，我的写作风格很像汪曾祺。就冲猴哥这句话，我买了汪曾祺的所有作品，读了很多遍。也正因为猴哥这句话，我才希望自己能成为作家，成为像汪曾祺那样的作家。

我知道汪曾祺老先生在世时不喜声张、淡泊名利，“希望我就是悄悄地写写，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是真话”。汪老先生的这句话，曾经让我困惑很久，因为我希望自己写的东西有更多的人看，更多的人欣赏，哪怕不卖好，先卖了座再说。虽然我现在的作品数量跟汪老先生相差甚远；虽然我的作品质量更不能和汪老先生相提并论，但我愿意慢慢地建立自己的读者群，就像开博客总希望有更多的粉丝更高的点击率那样。

可是，建立自己的读者群并非易事，要拿出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没人跟你群。在澳洲华人圈办报纸的朋友说，李洋已经是品牌了，李洋的文章一在报纸上登出来，报纸会多卖出几份（哈哈，才几份）。虽然我知道这些朋友是在忽悠我多给他们写文章，我却愿意接受这种忽悠，因为忽悠也是压力，也是召唤，否则我就更懒着写啦。

还有人说，我属于“京味”作家，受老舍、汪曾祺甚至王塑的影响较深。不错，我是在北京生北京长大的，但我对老北京特别是它特有的地域文化和方言俚语知之甚少。我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正宗“京味”，但我却追求作品的风格有北京人的那种随意、调侃和幽默。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让人看着轻松、看着新颖、看着舒坦，不卖弄，不做作，而且更具有现代主义色彩。正像汪老先生生前所说：“我对现代主义比对‘京味’更重视得多。因为现代主义是现代的，而一味追求京味，就会导致陈旧，导致油腔滑调，导致对生活的不严肃，导致玩世不恭。一味只追求京味，就会使作家失去对生活的沉重感和潜藏的悲愤。”

基于我目前大部分时间在海外生活，这使我的写作处在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东西写“东”了，显得不伦不类，东西写“西”了，又属装腔作势。不光是我，很多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都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所以很多以写作为生的作家又重返故里。而在海外坚守的作家又常常觉得自己的作品很难引起国内读者的共鸣，因为毕竟是两个世界两种生活。就像我和旅澳作家沈志敏合作的描写海外华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悉尼之夜，最后一班列车》，前后花了几年的时间，可谓呕心沥血，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可在国内就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担心读者太少。

前些天，在墨尔本遇到一位上海来的吕大哥，两年前我曾经送给他一本书。那天晚上，吕大哥多喝了两杯，在舌头不大利索的情况下，居然能够说出一些我书中的段落。这让我很感动，真的。

我这么想，如果自己的某些作品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能让读者记住哪怕其中的某些章节、几句对话或者一两个人物，那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