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   “丽”的记忆

老夔

本来我是想写“我的朋友丽”的，一是因为这个“丽”是一位女同志，我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称人家是朋友，多少有点别扭。二也是我从来没“敢”把人家当朋友，更多的是用一种老师的敬仰目光看待她。这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被丽的老师做派和风度折服了。

那还是我参加工作不久初学写作，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得知县文化馆在编辑一张文学小报，便缠着原来也在文化单位工作过的母亲带我去，介绍我认识一下。母亲拗不过我，只好在一个礼拜一的下午找到了文化馆。经过一打听，人家告诉我们说，编辑正在二楼的办公室里看稿子，你们去吧。在文化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我第一次看到了丽。

她坐在一个背对门的办公桌前，上身是一件小蓝格子的外套，里面的白衬衫领子翻在外面，下身是一条普通的黑色裤子。发觉我们进门，连忙放下手中稿件，起身为我们到了两杯茶，然后就回身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神态端庄的看着我们娘俩，虽然谦虚有礼，却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当听了我母亲的介绍，知道我是来“拜师”的时候，更拉出一副老师的派头，拿着我请她指点的稿子，先是一番高谈阔论，后开始逐字逐句的批评我的稿子了。当我们要起身告辞的时候，“丽”又对我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虽然她的年龄并不大（后来我们亮出了身份证，虽然是同年，但她比我还小几个月），却始终给我一种长者和师尊的派头，而对我更像是对一个初进“师”门的小学生。

过后不久，我们又在一次全县的文代会上见面了。这届文代会开的规模很大，也很活泼，而且统一食宿。县里比较知名的作家艺术家都参加了。奇怪的是这些“家”们都做上了主席台，而“丽”却和我们一群“文学青年”坐在了台下，和我们是同样的“待遇”。而在随后的几天里，“丽”在我们面前不仅处处以老师的神情自居，还俨然成了我们一帮“文学青年”的头。开会讨论常常成为她一个人的“讲座”，会议间的“自由活动”，“丽”干脆要带我们一帮小青年去风景区玩，我们担心会不会受几位领导的批评？“丽”大包大揽：没事，我不讲他们没有人敢讲。还是一副老师的派头。

后来我们一起去玩了，不出所料，我们回来就遭到文联领导的严厉批评，我们一帮“文学青年”原指望“丽”能帮我们扛着，没想到她受到的批评更严厉，原来文联领导并没有拿她另眼相看。过后，“丽”在我们的面前一直对几个领导耿耿于怀，并时常对我们说，她发的作品虽然没有几位文联的领导多，但名气并不比他们小，因为她认识许多省市报刊编辑，还跟他们是好朋友。尽管我们也能看出这里面有不少吹的成分，但我们从不怀疑她的能力。而在这以后，我们也能经常看到她在市日报副刊发的一些散文诗歌作品，虽然篇幅都不长。但那铅字拍出来的“丽”的名字，足以让我等“文学青年”折服了。

我们一帮年岁相当的文友们在一起都很开心，也经常喝酒聚会，每次喝酒聚会更都谈到她，作为小青年中的一个女性应该是一个被邀请的热门人物，在我们经常聚会中的另一个女作者就是这样，这位女作者相貌远不如“丽”的精致，也没有“丽”的体面工作，但只要我们聚会喝酒，这个女作者总是焦点。而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与“丽”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为此，“丽”没少挖苦我们。我们也想在聚会时邀请“丽”来，但只要一提起来，我们这帮人总会面面相觑，谁也不愿意，或不敢前去，因为不仅“丽”有些可怕，还有她那相依为命的妈妈。

说到“丽”就不能不提她的妈妈。在我的意识里“丽”是在县文化馆当小报编辑，而实际上“丽”不仅不在文化馆工作，也不在县城工作，而是在县城郊区的一个乡文化站工作，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是一位教师，退休后就把爱好写作的女儿弄到了乡文化站工作。在女儿心中，母亲最大，而在母亲心中，女儿更是无人能比。我们一帮人也去过多次“丽”家，那是县郊区的一个村子，每次去，母女都会热情招待，但招待之余，先是听“丽”的“讲座”，后就是听“丽”的妈妈对我们一番的评头论足。“丽”的“讲座”我们还能忍受，而“丽妈妈”的评头论足却让我们有些受不了，因为老人家不光是说，而是连说带骂，甚至有时候能把人骂的狗血喷头。有文友甚至说，要是有人娶了“丽”，有这样的丈母娘，真够受的。

其实“丽”不仅会写诗写散文，还会“算命”。这让我的一位淮南市的朋友佩服的五体投地。发誓要到“丽”的家里让她很好的为自己算上一卦。那是一个很热的礼拜天，朋友又带着一位朋友开车专门接上我，一块向“丽”的家出发了。到了“丽”的家，“丽妈妈”正在门口的大树下乘凉，步履蹒跚，拿着一把芭蕉叶忽闪忽闪的扇着。“丽”一看见我们非常高兴，寒暄过后，找来邻居的一个中年人为我们杀鸡准备饭菜。吃饭的时候，因为我也是本乡本土，就当起了半个东道主，为两位朋友频频敬酒。“丽妈妈”更不例外，一边喝酒，一边又骂其我们这一帮小青年了：都不是东西，光顾着谁谈谁的恋爱，“丽”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呢。看看“丽”，“丽”似乎没有听到 ，光顾跟两个朋友谈“卦象”了。

我在心里替“丽”暗暗叫屈：“有这样的丈母娘，谁愿意追‘丽’，谁又有这个胆量呀”。这次一别，又过了几年，我们这一帮人都结婚成家，甚至有小孩了。那个与我们经常聚会的女作者也在外地结婚了。而这其中独独剩下了“丽”，不仅没结婚，连恋爱都没听谈过。我们也分析过原因，“丽”虽然谈不上地位，但其心中总有一种傲气，尤其是对我们这一帮人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艺术界能上“丽”的法眼的，都已经结婚生子。年轻的又上不了“丽”的法眼。而我们这一帮不知道“丽”有没有意思，反正谁也没有胆量去和“丽”谈情说爱，不是“丽”长得不漂亮，也不是人品和工作有问题。就是她那种“长者之风”和一副“师道尊严”的派头，让朋友们们唯恐躲闪不及，更何况背后还有那样一位妈妈呢。

让我发誓再不见“丽”的还是八十年代的一次笔会，这次笔会是在市里的一家宾馆里举行，时间是一星期，不仅有很多作家，还有一家文学杂志社，要求所有参加笔会的人都要拿出一篇文学作品，边开会交流，边按照杂志社的要求修改作品。一块参加笔会的我们县有好几名。因为平时我们都有交流，所以参加笔会的不管是市里的还是各区县的，大家基本上都熟悉。因此，报到没多久，大家都成了朋友，相处更是融洽。我和“丽”都参加了。“丽”带了有诗歌和散文，看来她和市里一些领导，尤其是编辑作家们都非常熟悉。而对我们这些一起过来的文友有点不屑一顾。这期间刚好我有一部上下集的电视文学剧本要在市杂志下一期推出，编辑要求我开会之余校对一下剧本，这让不少青年作者有些妒忌。“丽”虽然对我抱着一摞校对稿还是有点无所谓，但从她的种种神情中还是可以感觉出“无所谓”还是强装出来的。我还是表现出很尊敬她，因为我始终觉得“丽”就是我的老师，始终让我始终仰视的。

笔会最后一天大家都喝了酒，彼此兴奋，有人还有点依依难舍，尤其是青年作家们闹成了一团，有人还乘机拥抱了一些女作者，“丽”的脸被酒精烧的通红，在一群人中说说笑笑，也成了焦点。这时我看到市里的一个青年作者上前楼抱住了她，“丽”吓了一跳，没好意思发火，只好极力挣脱，但因为男作者的臂膀实在有力，“丽”连挣了两下都没能挣脱，脸涨得通红。我实在看不过去，就上前拍了拍那人的肩膀。男作者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放开了“丽”，“丽”也渐渐平息了下来。因为杂志社需要我一张照片下一期要同电视剧本一起发出来，我就提前告别大家去照相馆照相去了。至于“丽”他们怎么回程的，我一点也不知道。

而这之后的又一次见面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交集。一个月以后，发表我电视剧本的杂志出版了，我拿了两本杂志兴冲冲来到乡下“丽”的家，远远看到，“丽”的家门是开着的。我从门口朝里望去，只见“丽”正坐在屋里间的床上，外面有一道布帘子，半掩半挂，进门我就对他喊了一声，自信“丽”绝对知道是我来了。但想不到传出来的是一声冷冰冰的话语：“谁呀？怎么不报告就进来了？”天哪！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又喊了一声，并特别说明“是我”。想不到那声音还是冰冷冰冷的，并更加的严厉：“怎么不报告？出去！”

我简直懵了，这还是那个平时总是以老师自居的“丽”吗？我僵立在那一会，这时，正好“丽妈妈”回来了，我像是找到了救星，赶忙问她“丽”到底怎么啦？而“丽妈妈”的话更不客气：你还敢来？做了那种事情你还敢来？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就问“丽妈妈”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到底做什么了？“丽妈妈”说，你还好意思问呢？上个月在市里开笔会，散会了，你朝“丽”的包里塞了什么？我赶忙说：我能对她包里塞什么？我出去办事去了，也根本不知道“丽”是怎么回来的呀？“丽妈妈”审视了一会，非常气愤的说：你们都是多年的文友了，都结婚成家了。我们家的“丽”还是一个人不说，你怎么还把臭袜子塞到她包里，这不是侮辱人吗？

天地良心，我怎么能会往“丽”的背包里塞臭袜子？我不仅绝不会做，更不会容忍别人这样做。但不管我怎么解释，“丽妈妈”总不相信，她说，是“丽”亲口告诉她的，也是“丽”亲眼看到的。我更不解：亲眼看到我往她包里塞臭袜子，她当时怎么不说？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不管这个“臭袜子事件”是否乌龙，“丽妈妈”是相信了，这也成了“丽”与我们一群人决裂的直接原因了。而我自从离开“丽”的家以后，不仅仅是我，我们这一帮文友们都再也没去过那个乡下的小院。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会成为下一个被冤枉者。从建国四十年起，五十年、六十年、直到七十年，一群“文学小青年”变成了退休工人，老头老太太。我们都再也没见过“丽”的影子，更没有见过她发表过作品，只听人说，“丽”疯了，一辈子没找到对象，母亲死后，“丽”收养了一个女孩，相依为命。好在“丽”是在乡政府工作，工作稳定，病有所医。

“丽”工作和居住的乡政府与我居住的生活小区相距最多不过十公里，我想去看望一下，就四处打听“丽”的近况。有文友告诉我，千万不要去了，说“丽”现在已经六亲不认了，精神病发作始终还打人。我不仅已经年事已高，还有脑血栓后遗症。“丽”知道了以后，经常往来，万一“丽”精神病发作，我还能安泰吗？一旦被伤害到怎么办？这让我不得不让我担心，虽然在“丽”的面前我心里干干净净，但这里面到底有没有误会？什么样的误会？没人知道。我们都是一群文艺青年，只是后来走的路子不一样，如果“丽”当初不是那么太过矜持，只要稍微放下一点威严，给我们这一帮人一点点“放肆”的胆量，“丽”怎么可能会没人追，直到现在还孑然一身？也需她的精神病病有种种因素，但绝不排出直到现在还孤身一人的心理问题。这也可能成为她一个永远的悲剧了。

我们几个老伙计相聚的时候每每议论起“丽”，都感到无比的伤感。而近日一位老朋友带回了一段视频，让人倍感伤心。朋友说，他是去乡下办事，偶尔碰到“丽”的，在乡政府旁边的一条路上，一个女人的声音喊了我朋友一声，朋友转脸一看，在一户人家的平房门口站着一位中年妇女，因为天热，女人穿了一身好像是睡衣睡裤，随随便便，蓬头垢面，与一般邋里邋遢的乡下女人无异。我仔细一看，才认出是“丽”。“丽”很客气，但眼神却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她过来不容分说，就把我的朋友拉进她的家里。朋友进门一看，眼泪差点下来了。这哪像一个家呀。“丽”的家有里外间，外间就是一个小方桌，几把小竹椅，还有一个煤球炉子。锅碗茶瓶茶杯牙刷牙膏等用品一律都放在水泥地上。为了降温，“丽”还用塑料桶把屋里倒满了水，而她本人就穿着一双塑料拖鞋。里间屋一张床上堆满了衣服被子等，一个电扇放在地上，连着电线，呼呼的吹着。如果说这屋里最值钱的电器恐怕只有这个电扇还有一个脏兮兮的电饭锅了。

朋友看罢一声叹息，这哪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华，趾高气扬的“文学女青年”，甚至总是以不可一世的老师自居的“丽”了？看到我朋友叹息，想不到“丽”的话语更让人哭笑不得：“就我一个人住，凑合着算了。反正孩子们都大了，都不要我操心了”。朋友很纳闷，脱口而出：“你有孩子”？心想“丽”连婚都没结，哪来的孩子？完全忘记了“丽”的病了。想不到“丽”一仰脖子：“都大了，儿子都当厅长了，在城里给我买了别墅，安排了好几个人侍候我，我不习惯，哪有我这里快活”？朋友这才感到“丽”的话语有点“下道了”。为了让“丽”更高兴，朋友只有随声附和：就是就是。提到老朋友，也提到了我，“丽”又说，这些人怎么都把我忘记了？是不是没有车？你回去，转告他们一声，只要来，我让我儿子“厅里”派车去接，到这有吃有住。随后，又轻轻地一挥手：多大的事呀。这个动作又显现出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丽”的影子了。

寒暄了半天，朋友又问她有没有退休？是不是还上班？“丽”轻轻一笑说：今年离休了。朋友吃了一惊，忙问：你是离休？“丽”是六三年出生，就是出生就工作，也不够离休的呀？“丽”的话更惊人：这事都是儿子他们办的。不但离休，每年还要到外地旅游参观呢。看到“丽”的口气越来越大，甚至大的没边了，朋友赶忙告辞。“丽”提起塑料桶，又要到外面提水往屋里泼水降温了，嘴里还哼着小曲，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朋友说，“丽”在那里别说没有电脑，连手机都没有。完全活在她自己虚拟的世界中，而且还很满足。据悉，“丽”虽然不上班，但工资并未停，米面油盐等都由政府照顾，身体健康也有政府监护，这也算是“丽”的福气吧。

我们这些人，不管年轻的时候怎么哄怎么闹，甚至这么乱来。但如今都有一家人家。如果不是心气太高，太不可一世。“丽”的结果可能比我们还要好的多，至少不会寂寞潦倒直到现在还不知今夕是何年。“丽”虽然不是我们的老师，但不可否认，她的文学修养，创作出来的作品，却是我们当年最优秀的。我们不知道是高傲的，不可一世的性格害了他，还是文学害了她？据说当年有一位同龄朋友夫妻常吵架，“丽”还拉出一副老师的派头劝过男方多次，结果，越劝这对夫妻吵得越汹，最后还是一位老作家看出端倪，就对她说：不要劝了，以后不理那个男作者就会好了。这话明明白白，人家两口子就是因为“丽”与男方走得太近而争吵的，而“丽”还天真的过去相劝呢。

还有一种说法，“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市里的一位很有名气的、年青诗人热恋过，但后来诗人调到省里的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就抛弃了“丽”，“丽”就开始出现精神问题了。这些都是传闻，但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丽”习惯于把什么事都埋在心里，从来不和我们共同“分享”，至于这感情私密的事情就更不会跟任何人提及了。“丽”有长者之风，老成持重。但同时又很天真，在“师道尊严”的外表下，其实还是一颗少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