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一般都认为：诚实守信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人类交往的基石，有了它人类一切活动才能够得以顺利完成。古今中外、世界各大文明、宗教都将“诚实守信”作为人和人在社会交往中最根本的道德规范，也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来要求，“诚实守信”也成为人类文明最基本价值观、道德标准之一。
那么是否真的如此呢？
在中国，儒家思想是影响最大的学说流派，也是中国直至近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说对当今中国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今基本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上。
儒家学说对诚信予以高度关注，反复论述。并将“信”列入儒家基本伦理基础的“三纲五常”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信”的重要性，同样有足够的认识，在体现孔子基本思想的《论语》中，多次提到“信”。
孔子认为：统治者要维持其统治，就必须使民众相信统治者。如孔子在回答子贡怎样治理国家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在粮食、军队与信誉间选择的话，宁愿先放弃军队、粮食，也不能让民众失去对统治者的信任。因为人本有一死。如果民众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在这里，孔子将信誉放在比生命更高层面。（见《论语·颜渊》）。
在这里孔子仅仅是对统治者提出了忠告：要维持其统治，必须使民众信任统治者。
至于如何让民众信任统治者，是用自己诚信的言行取信于民、还是愚昧百姓、蒙骗百姓，孔子并没有予以阐述。
孔子还认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见《论语·为政》），其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那么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这里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孔子对“无信”之人评价的把握程度。在孔子看来，“言而无信”之人，仅仅不是一个好人而已。因此后人演绎为“人无信而不立”、“言而无信非君子”，君子，是对具有崇高道德人士的一种尊称。
可见在孔子眼中，“信”，只是作为较高层面的道德伦理追求，而非基本的道德标准。
如孔子就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见《论语·学而》第七章）。“同门为朋，同志为友”，只有到了这样关系，相互间才要求信，除此之外，与其他人交往，则未必要“言而有信”。
对一般庶民而言，对“信”的要求就不是重要了，最多也就是“言而无信是小人”。而在孔子眼中，庶民原本就是小人。
同时，孔子认为信是可以变通的，而非是基本信念。
如孔子就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坑)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第十三》”这里，这个小人不是指坏人，而是指境界不高的人，境界不高的人才会这样想问题。可见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的不以为然。孟子则更明确宣称“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见《孟子》《离娄章句下》）。
可见，孔孟两人对自身是否以信立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与“义”面前，“信”是可以违背的。
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圣人的孔子又是怎样的呢？孔子自己就是一个言而无信之人。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与学生公良孺“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可见孔子本人也是一个失信之人，当然孔子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就是胁迫下的承诺，可以违背。
但我们细细分析此事，孔子所失信之盟，并非“要挟被迫”状态下所定，而是在“蒲人惧”，即对方打斗恐惧之下所订之盟。
如果孔子仅仅失信，而后忏悔承认自己并非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也就罢了。但孔子却还偏偏以“要盟,神不听”作为理由，为自己辩护。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信”作为为人处事的规范，并不是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可以背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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