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电影人为即将到来的“黄金十年”跃跃欲试之时，或许有人会问歌坛的“黄金十年”何在？很遗憾，它并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但在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正是台湾歌坛开始进进流行音乐产业的养成期，呈现出磅礴的气势，并缔造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作为贯串始末的一份子，音乐人黄舒骏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任何创作形式都会有一个辉煌，从唐诗宋词开始，每个时代都有一种代表性的载体。我们迎接的是流行音乐时代，1989年到1999年是这种形式的最高峰，各种不同的风格和创意都在这个年代出现，它都会存在于大家共同的记忆中。”

　　來源：長江商報 採寫：HE`R

　　创作这些作品是我的自我对话

　　长江商报：您是1988年进进台湾歌坛，您出道就是以黑马的姿态，在音乐表达的审美及思考上，有力挑罗大佑的趋势，但您是否还记得当年整个台湾歌坛是怎样的情形？
　　黄舒骏：大致上，1980年初到1988年这段时间，台湾歌坛是从民歌时期到流行音乐产业的过程。依旧有一些音乐和作品，以质量来看，转移和过度的代表是罗大佑和苏芮的专辑，他们对歌坛的影响很明显。但当时校园民歌是流行乐的主流，贸易操纵的手法才刚形成，所以有点像是业余的人在做专业的事。
　　1988年后，台湾乐坛开始有成熟的流行乐出现。这年很特别的事情是，歌坛出现了很多新人，有王杰、黄舒骏、高明骏、伍思凯、张雨生、潘美辰、赵传、郑智化、方季惟、赵咏华。这些歌手的音乐风格都不太一样，却都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引起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喜欢。只听西洋歌曲的年轻朋友，会开始很愿意听自己的流行歌曲，自己生产的主流。台湾歌坛也开始进进流行音乐产业的养成期。
　　长江商报：在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不仅台湾乐迷非常熟悉您，内地有些青年也非常推崇您，但您当时的整个创作状态，应该还是以阐述您对台湾事件或现象的思考比较多？
　　黄舒骏：1988年这批出道新人的唱片，不仅在创意上、在销售量上也很惊人。几乎所有人的专辑全年销量都过了40万，当然也包涵了我的唱片。那时我还是台大学生，听众很意外，一个大学生可以做出多种风格的音乐，而且可以有独特的歌词取材和繁复程度，可以说是打破了当时听主流音乐人群的聆听习惯。
　　创作这些作品，也是我的自我对话，所以很多歌词像叙事诗，没有重复的段落，整篇就是讲一件事、一个感想。回头来听自己之前的专辑，我还是会对自己曾写下的这些歌词深深触动。有很多是我的青春猜想，猜测人生和未来。固然是肯定语气，但很多都是自己的小聪明。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它并没有猜错。就像是对未来人生的寓言，可以记录年轻的时候对未来的看法，我很幸运。由于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敏锐的心，虽外在环境在变化，但所要经历的人和事都是类似的。所以不管是哪个时代的年轻人，听到我的这些作品都会有共叫。
　　长江商报：有评价说，您在创作前期《快马加鞭的忧伤》及《雁渡冷潭》最感动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您的创作重点从社会议题转至个人情感，到《何德何能》专辑，您音乐的气力开始减弱。
　　黄舒骏：《马》和《雁》是我当兵前的两张专辑，大家对我最重要的认知也是来源于这两张唱片。我们瞻前顾后地看，历来创作者最让人推崇的都是早期的作品。我想可能是由于，在早期创作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都会把第一、二张当成自己只能有这两张，把生命最重要的事情都用这些歌都记录下来。
　　假如前两张成功，就会继续往下做，公司会有年度计划，讲究发片速度，比如一年一张或两张。这种条件下，音乐的质和量肯定不同，创作人也会想，如何面对创作和贸易的需求，这种状态比较辛劳。在《何》之前，我还推出了《未来的街头》，它是台湾唯逐一张歌手在当兵时期推出的专辑，可看做是当时我创作上旺盛的企图心，所以不惜以这种很困难的方法做音乐。
　　《何》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录制专辑。我们这代人从小听西洋乐，当我进进唱片业后，台湾市场很磅礴，我们很想知道美国到底比我们好多少。于是和美国的团队合作，我也比较和吸收了不少。《何》的尝试是为了音乐的理想，因有贸易规模作支撑，它展现的是如何把我们的音乐，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

　　任何艺人都要在大华语圈有同样的认知

　　长江商报：我们也留意到您在1998年推出了《两岸》，它实在是很值得一听再听的，一听再听不仅是音乐品质本身，而是透过歌词，我们可以看到您对两岸的一些想法。
　　黄舒骏：创作人会想很多的题材，那时开始很多朋友到大陆发展，旅游、探亲，我们要到大陆来不是那么直接，大陆到台湾会更困难。固然是半开放时期，但已经有好多人，在两岸开始建立事业、感情、家庭。所以我就想用比较大的爱情故事，反映当时两岸状态的真实面貌。但是歌里的男女主角，固然分别是我身边的朋友，但他们当时并不熟悉，都是我创造出来的。实在我也是想说爱情可以冲破一切困难的。
　　对于“两岸”这个话题，生活在两岸的每个人都很有爱好，都在想接下来会变成怎样。我想最后大家会拥有共同的生活圈，实在一直就有这样的趋势。至于是何种形式，有待更有聪明的人去解决。
　　长江商报：您在那时对大陆是以观光客或观察者的角度吗？您对当时的大陆和大陆乐坛有何了解？
　　黄舒骏：观光客和观察者这两个角色是同时进行，我1993年第一次到大陆，对大陆文化非常熟悉。由于我们在台湾考学校，需要对历史、地理都非常了解，而我本身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和浓厚爱好。所以当我到了大陆，我对所有人的语言和文字都感觉很亲切，地理环境，名胜景观也很熟悉。只是当时大陆人文环境和台湾有时间差，这种不同会非常吸引我。
　　至于大陆乐坛，当时我在台湾了解并未几，印象深刻的是大陆摇滚乐，像崔健、魔岩三杰、唐朝、黑豹这些是台湾听众了解比较多的。那时大陆流行音乐，整体发展比较模糊，会知道几个歌手，但没有有代表的作品。而1989到1999年，台湾歌坛是从零开始，有最足够的人才和内需市场，光是台湾的唱片销售量就可以养活行业内的所有人。所以港星、大陆艺人都想来台湾发展，对他们来说台湾是一级战场。
　　长江商报：现在大陆成了一级战场？
　　黄舒骏：就大环境来讲，现在确实是朝向大陆大回流的时代。每个参与的、进进大陆的人，都是观察学习者，也会展现自己的风采，带来些影响和改变，每个人也都是吸收者。
　　以前台湾和大陆走红的会有时间差，有的人在台湾很红，在香港不知道。将来整个回流的结果，是对艺人的风格和价值的评价会有新的标准，任何艺人都要在大华语圈有同样的认知。像刘欢、孙楠在内地已很有分量，是很重要的歌手，台湾对他们的认知比较有限。将来我相信所有艺人，都必须在华人的任何一个地区，有同样的认知度。

　　我们拥有的共同记忆越来越少

　　长江商报：关于《改变1995》您曾谈过很多，而我们想知道的是，1989年到1999年这十年间，除了您歌里提到的事，您还对哪些事情印象深刻？
　　黄舒骏：说到1995年之后的歌坛，就不得不提张惠妹。在她之前，华语乐坛大家公认最卖座的唱片是张学友的《吻别》，而阿妹的《姐妹》和　《BAD　BOY》，台湾本土的全年销量就双双破100万，这让业内人为之惊喜。假如以创意来讲，当时台湾以流行歌曲为产品中心，包括摄影、MV、造型、广告、行销文字等，都把华人世界的贸易美学，进步到相当精致的高境界。以至于现在很多广告商叙事风格的文案，都是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培养的方向和风格。
　　长江商报：有人说，也是从1998年或1999年开始，台湾乐坛失去了在华语圈的领头羊的地位，巨星开始隐退，整个生态开始模糊不清，您觉得呢？
　　黄舒骏：是的。科技发展摧毁了唱片界原有的内涵，但并没有创造新的内涵形式，导致现在的音乐没有价值。摧毁者还沾沾自喜，还叫嚣音乐人不够努力。这就比如把你家的东西抢光了，还跟你抱怨怎么不换把好锁。
　　长江商报：假如说台湾乐坛的光荣时代，您曾是贯串始末的一份子，您会对这十年写下怎样的结语？
　　黄舒骏：当我刚踏进歌坛时，我也强烈怀疑它是否会有一个经典的时代，但它的确就是。任何创作形式都会有一个辉煌，从唐诗宋词开始，每个时代都有种代表性的载体。我们迎接的是流行音乐时代，1989年到1999年是这种形式的最高峰，各种不同的风格和创意都会在这个年代出现，它都会存在于大家共同的记忆中。当流行音乐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所有的人都同时喜欢一首歌。但这样的情景在2000年之后会越来越少，最简单的例子是，大家现在到KTV都是各唱各的。这意味着，大家听音乐并没有共同喜好的一首歌。将来我们拥有的共同记忆会越来越少。或许正是由于1989到1999年间歌坛拥有最好的条件配合，才会创造出那么多令人怀念的歌曲。
　　长江商报：您会介意成为大陆青年怀旧的标识吗？还是说，成熟歌手实在就应该在四十岁以后，仍能获得大众的欣赏，不断先容自己的作品？
　　黄舒骏：一个艺人被受众贴上什么标签都无所谓，就比如超市的商品都有标签，实在只是辅助大家了解某个商品的方式。如今市场百花齐放，有人要求新，有人追求事物的价值，可以是文化、市场、心灵上、回忆中的价值。有价值的标签，我是乐见其成，成熟的市场，都会同时存在标签。对创作者来说，最好的状态当然是想推出专辑才推出，只是任何人都没法左右创作和群众间的关系，所以我决定把作品和人分享，喜不喜欢是大家的决定。这个市场，任何艺人都会在不同的年龄和时代存在，只要作品确实能够表达出真情实感，都会有相当数目的支持者。而这种支持，也许可以支持你买栋屋子、吃顿饭。创作本身希看获得更多共叫，而群众会不会肯定，要看创作者是否能把握人们内心的需要，所以这就需要创作者在任何年纪都要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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