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近日，在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族民间乐种组合展演”（以下简称“展演”）中，聆听中央民族乐团江南丝竹小组与吹打小组“十八板”的演奏，被参赛者对音乐文化的感悟能力所打动，同时也引发了笔者关于“双重乐感”的一些思考。

双重乐感（bi-musicality）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民族音乐学家胡德（Mantle Hood）便指出：音乐学家如果研究某个特定民族或风格的音乐，必须具有完全参与该种音乐体系的能力。援引此概念，“双重乐感”同样适用于专业演奏领域，且不可或缺。换言之，如果要演奏好某一地方性乐种，即便是当今优秀的职业演奏家，也必须花费足够的时间去理解和体味该乐种的音乐文化，而不仅仅一味的追求演奏技巧。

之所以如是强调，源于专业院团新生代演奏家的教育背景。以中央民族乐团为例，毋庸置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乐团，自然吸纳了众多顶尖的优秀表演人才，这些近年被吸纳进来的青年演奏家大多具有“纯正皇家血统”，即，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国内一流音乐院校，甚至按照附小、附中、大学、研究生的模式成长至今，可谓一步步登上中国民乐的“象牙之塔”。这批演奏家，接受了全国最好的专业音乐教育，拥有熟稔的演奏技艺和超强的试奏能力，具有相当的技术驾驭力与音乐感悟力……然而，具备上述优势的同时，他们却不可避免的存在另一方面的缺失，即，鲜有像老一辈艺术家那样的生活经历、很难真正在孕育民族音乐的土壤里体悟其中的音乐文化，一言以蔽之，他们所接受的民族音乐都是一种“精英教育模式”下的“二手习得”。

这是民族音乐现代化与专业化的必然，是音乐界必须勇于面对的现实。何况，在当今多元交融的时代里，我们应当拥有相当的条件与能力来反思诸如此类的问题。具体的说，从音乐文化层面而非演奏技巧层面来看，无论是“江南丝竹”、“苏南吹打”还是“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广东音乐”“潮州诗弦”……这些蕴含着丰富“地方性知识”的乐种无可非议地将中性身份的职业演奏家定义成了“局外人”，由此，一个“局外人”要尽可能的达到“局内人”的要求，就必须“融入”局内，必须与局内人、局内文化充分接触，就像初涉世事的孩童那样不带先验色彩地感悟与学习，只有通过这种切身的接触与学习，才能达到演奏的最佳境界。

其实，无论如何，这类问题已经为部分专业艺术团体和职业演奏家所意识和警醒。仍以中央民族乐团为例，该团的江南丝竹小组在此次展演中，荣誉职业组“优秀演奏奖”，尤其是该小组在乐曲《咏南》中的出色表现，博得了在场评委的充分肯定，许多评委评价道“韵味十足”“感觉到位”。中央民族乐团参赛领队、中国竹笛演奏家王次恒先生在研讨会上介绍说：“丝竹小组的演奏员，虽以南方人居多，但毕竟都是从专业音乐院校的成长环境中走过来的，之前与江南丝竹的生长环境并没有充分的接触，因此，我们把真正的艺人请进来，还专程到上海城隍庙向民间社团学习。不夸张的说，在城隍庙呆上两个小时，胜过关在琴房练习三个月！”有意思的是，参加此次展演并同样取得 “优秀演奏奖”荣誉的另一支队伍“福建泉州南音乐团”早就与中央民族乐团结下“师生情缘”。2012年初，中央民族乐团利用在泉州演出的间隙，向泉州南音乐团的老师学习了南音经典曲目《八骏马》，同年8月，南音乐团的老师受邀来京为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年演奏家教授地道的南音音乐，并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大型民族音乐会《泱泱国风》中携手演奏，该剧目在文化部优秀剧目展演中荣誉“优秀剧目奖”，取得如此的成绩，自然与青年演奏家们的“融入”休戚相关。

当然，“融入”局内是一种方法，“跳出”局外则是对专业院团职业演奏家的更高要求，是区别于民间艺人的特质要求，是一种“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甄别：艺术家需要通过“融入”的切身体验，来建立“本我”，但需要借助“跳出”的“超我”状态，思索和追寻“本我”的文化根源。通俗点说，如果跳出狭小的文化圈，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反观之前的知识体系，那将是另一种境界的提高。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此次展演中脱颖而出的青年唢呐演奏家王展展就与他的大部分同龄同事有着不一样的从艺经历，王展展成长于唢呐世家，从小跟随爷爷学习唢呐，12岁便开始了往返于乡间婚丧嫁娶的职业生涯，可谓地地道道的“局内人”，在经历过几年的“乡土生活”之后，被一位专业老师看重并推荐考取了艺校，之后又顺利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继续学习。此次展演中，他与“十八板”小组成员共同演奏的《大笛绞》正是应用于民俗仪式的常用曲牌之一，所不同的是，在经历过几年专业院校的学习之后，对乐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如是告诉笔者。

总之，无论是事先接受高等专业教育之职业演奏家的“融入”，还是拥有先验文化体验之从艺者的“跳出”，其宗旨应在于历练与培养演奏者具备“双重乐感”的能力，确切的说，是具备一种“双重学养”，惟其如此，才能更好的完成民族音乐文化之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