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五十篇简论

车其磊

卷 一

（一）《原道》简论

《道德经》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言“与天地并生”“肇自太极”，又言“盖自然耳”“亦神理而已”，皆谓以文章之源乎自然，顺乎天道者。至若圣人创八卦、制《雅》《颂》、撰典册，设教化，皆乃据自然以立人事，阐天道以为文章者，是以又曰“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然文章之事，其果以必阐之道乎？道之长存，岂果以必待圣而传乎？读者可细思之。

清人纪昀谓此篇曰：“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以原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是可谓能知勰之所以举此篇为首之本意也。又曰：“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是矣乎哉！

（二）《征圣》简论

前之《原道》曰：“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是知此篇必在《原道》之后、《宗经》之前方为合理也，故置诸第二。

“征圣”之说，非始于刘勰也。前之荀子、扬雄皆有是论。荀子曰：“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故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扬雄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又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然为文何故必征圣？曰：圣人言中有正道，圣人书中有正法。道正，则文不邪辟；法正，则文不诡谲。是而此篇言曰：“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

纪昀谓此篇曰：“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乃是宗经。”余谓之：“非但此篇，即前之《原道》，亦为《宗经》而设也。”又论“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八字曰：“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固其然也。

“变通适会”四字至关重要，无此，其宗经之论则陷复古之泥沼矣。有此，则知勰倡“宗经”之说，在以经正文，非以经代文，在以经救弊，非以经为溺。

（三）《宗经》简论

宗经之论，久且远矣。荀子发轫，扬雄以承，刘勰衍之，其后虽千世不绝也。故迄清季犹有言“文章自六经来”者。刘勰之世，佛道扰儒，士好谈玄，文则艳侈淫放，绮靡妍弱，流弊所积，势重难返。勰欲正末归本，非宗经征圣则无以何？宗经者，以经书为旨归耳，即此篇所谓“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也。而勰之所谓宗经，非拟形式、抄章句、训字词之谓也，盖教人以圣贤著作之精神属文托意，以圣贤作文之法度制体用辞，故树以六义，为宗经之法。呜呼！六义既树，宗经之义自明。故曰：“宗经之说，非如扬雄之泥古也，乃借以求进取、正文风耳。”然文之可宗者，何止五经，又何止儒家之经？道、墨、法、兵莫不有可宗处。此篇专言儒家五经，似有狭隘之处。是以后人学文，宗儒经而外，亦宗诸子；宗诸子而外，亦宗骚赋；宗骚赋而外，亦宗迁班。学百而成一，法众而自给。至明，或曰“必秦汉”或曰“师唐宋”，囿于某时某代，限于几人几书，固执太甚，入而难出，则又复归于狭隘矣。“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杜子美之言，可谓擅场也哉！

刘永济谓此篇曰：“舍人‘三准’之论，已默契圣心；而此篇‘六义’之说，实乃通夫众体。文之枢纽信在斯矣。”与纪昀论《征圣》“推到究极，仍是宗经”之说如出一辙。

（四）《正纬》简论

此篇可谓《宗经》之附属，盖欲宗经，必先辨经，伪之不辨，经之难宗，圣人之道难明，故有是篇。此篇所辨者何？纬书也。纬书何以必辨？曰：“其伪有四。”曰：“义非配经。”曰：“乖道谬典。”曰：“虚伪”“浮假”“僻谬”“诡诞”。纬书固如是矣，然其全无足供取用者乎？非也。故勰又曰：“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又曰：“ 芟夷谲诡，糅其雕蔚。”可谓弊中取利，不一棒打煞也。然统观所论，瑕亦有二：既言纬书浮假诡诞，又言“马龙出，神龟见……真虽存矣”“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是信一虚妄而攻一虚妄，真此而假彼，无异自相矛盾也，此其一；世人解经，法众不一，或近取诸身，或远资乎事，或正说直解，或旁通侧释，或显喻以明，或隐譬以警，虽谶纬荒谬，未必不助圣教于万一；汉儒神怪，未必不化人心于毫末，是以人问朱子“汉儒灾异之类，是否”，朱子答之曰“汉儒灾异犹自有说得是处。如战国邹衍推五德之事，后汉谶纬之书，便是隐僻。”此其二。

（五）《辨骚》简论

辨《骚》，先辨《骚》与经书之同异，后则曰其“雅颂博徒”“取镕经意”，可见此篇亦《宗经》之衍发也，乃全书之“枢纽之文”无疑，至若有人归之于“论文体之篇”，则不确矣。夫勰以“骚经”称《骚》，拔之不可谓不高，又曰“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褒之亦且极矣。然此二说，一以其义旨称，一以其文辞言，至其采传说，用神话，饰夸张，肆想象、放志行之处，辄曰“诡异”“谲怪”“狷狭”“荒淫”，则又不免于识偏见拘矣。中国文学自有二脉：《诗经》开现实主义一脉，《离骚》开浪漫主义一脉。浪漫主义文学多语言奔逸、想象瑰丽、手法夸张，故法国十九世纪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曰：“浪漫主义不强调完全的精确，它随着感觉而走。”此诚谓浪漫主义之定义也。夫文学本具虚构之性质，若字字句句坐实，则不免如欧阳修读张继诗，曰“理有不通”，曰“亦语病”矣。夫文章之事，有可以理求者，有不可理求者，若执一而论，则陷而泥、固而陋矣。纵《史记》曰史，犹多夸张想象；《春秋》乃经，亦载神异之事，岂可俱以实论哉？治中国文学史者，不可不知。

卷 二

（六）《明诗》简论

刘勰论诗，一重其教化作用，故曰“持人情性”“顺美匡恶”；一重其文辞表现，故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前说本于“宗经”之思想，后说乃曹丕、陆机之发展。此二说皆限于前人旧论，无所独创。且视“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偏亦甚矣。若“五言”为“流调”，则七言何所置乎？又曰：“雅润为本”“清丽居宗”。盖亦偏见。若此，曹植、陶潜则不入流矣。是以纪昀评曰：“此论却局于六朝习径，未得本源。夫雅润清丽，岂诗之极则哉！”

（七）《乐府》简论
乐府者，诗乐合一之物也，故首言“声依永，律和声”。二者表里相资，方成精妙。又曰：“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八音摛文，树辞为体”。可见，勰之论又以“诗”“辞”为重。至后之所言“季札观乐，不直听声”“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皆本于此论。夫此篇屡言“雅”“郑”之分，盖犹以“宗经”为务也。是以纪昀评曰：“‘务塞淫滥’四字为一篇之纲领。” 务塞淫滥，理固当然。而何谓“淫滥”？勰则蒙昧之甚：重宫廷郊庙之曲，轻民间杂曲歌谣；视“后汉郊庙”乃“惟新雅章”，谓“艳歌”“怨志”为“淫辞在曲”；讥《桂华》丽而不经，嗤《赤雁》靡而非典；评《北上》、《秋风》实乃郑曲，指傅玄、张华无一足取，此皆昏聩之处。其时尚有《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白头吟》《孤儿行》等卓作佳篇，勰皆只字不提，舍而未论，谓其善知《乐府》，可乎？谓其能鉴雅俗，难矣。欲矫枉而过正，欲中论而过当；欲追雅而失察，欲塞淫而执偏。试问：“以勰之论，两汉以降，乐府之中，尚有一点好东西乎？”嗟乎！煌煌千言，论源评末，终是可资鉴者寡，不足为训者多耳。

（八）《诠赋》简论

论赋者，勰以前自有人，而如此详诠细释者，当推勰第一。其言“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能得赋体之本；谓汉赋源出荀、宋，亦具特识；以“鸿裁”“小制”分类，后世沿用；立“丽词雅义，符采相胜”为则，不刊之论；“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岂特一时之讥？“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至今亦足警鉴。至于赋之原始未必受命于诗，宋玉夸谈岂皆淫丽之作，《菟园》《洞箫》何“雅义”之有，曹植鹤立不预八首之数，虽见之有陋，论之含疵，而白璧微瑕，大雅不伤，亦无须龂龂于锱铢，反复乎口角矣。

（九）《颂赞》简论

颂之为文，“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容告神明”也，“义必纯美”也；赞之为文，辞始唱发，事生奖叹，促而不广，盘桓数韵，“颂家之细条”也。是故勰论“颂”“赞”，概而言之，不过如此数语而已。察其所论，囿守“四始”之“颂”而不敢离，固据《尚书》之“赞”而畏其变，动曰“变体”“讹体”，屡讥“降及品物”，夫是之见，无乃蹑步于古、痴信于经者也乎？陋之哉！其《通变第二十九》曰：“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今此后彼，何相枘凿也！至于责挚虞“杂以风雅”，不辨旨趣；指《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言虽凿凿，理则有乖。按其“或拟清庙，或范駉那”之语，亦与挚虞“杂以风雅”之说无异，何其讥辱之甚也？又“诵”“颂”有别，勰每通而混用；汉颂即赋，二者一体，勰又强分畛畦，此亦本篇之小失也。

（十）《祝盟》简论
勰盖有神论者，故此篇首言“祀遍群神”。又曰：“降神务实”，“忠信可矣，无恃神焉”，鬼神而外，兼重人事，亦可谓思想之进步者也。此篇谈祝说盟，非止原始而表末、敷理以举统，亦借之愤世护道，斥俗卫圣耳。“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侲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岂“礼失之渐也”，叹夫人心之不古也。“义存则克终，道废则渝始”，人事乎不修，神明之焉鉴？“黩祀谄祭”，春秋以下，何代无之？痛哉斯言也。“信不由衷，盟无益也”，自古皆然，岂独今是，可为殷鉴。斯言信哉！又，此篇论体式，于“祝”，但曰“必诚以敬”“宜恭且哀”；于“盟”，则曰“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观诸它篇，可谓简矣。然此非不能烦论，烦论无益，故简之也。夫“祝”“盟”之文，惟重“诚敬”“忠信”，至于文辞则末技末属耳，是以勰曰“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又曰“非辞之难，处辞为难”。直可谓能得祝盟之本者也。纪昀曰：“此篇独崇实而不论文，是其识高于文士处。非不论文，论文之本也。”独具只眼。然昀亦未得其全。勰言：“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既曰“诔首”“哀末”，又曰“颂体”，详之《诔碑》《哀吊》《颂赞》可矣，此又何必徒耗时力、赘疣以言之哉？故吾曰：“此之简，殆‘祝’‘盟’文体之使然也，其不得不简也。”识虽浅，或补纪论。

卷 三

（十一）《铭箴》简论

视诸颂、赞、祝、盟，箴铭之为德也，大矣，其罕施后代，不为无恨也欤？勰谓：“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盖亦嗟叹心痛之语也。夫世道如此，箴铭之体不能变以应世，亡者宜乎哉！是知物不随变，物亡；文不随变，文亡。然察以后世，箴铭正体既失，而变体犹存。鲁迅刻“早”于案，乔大壮篆“师古而不泥古”之印，启功自撰墓志七十二字，今之条幅、题词、校训，皆夫变体之流也。至谓其亡，实未曾亡，盖乎变式以潜存、易形以隐传耳。或曰：“此篇所讲的两种文体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又曰：“没有多少理论价值，不值得花力气去探讨。”实属可笑，不值一驳。

又，此篇所谈上古之铭，多后人伪作，勰不明察，置之篇首，谓源起于兹，武断太甚。然箴铭之有，“盛于三代”，魏晋以降，碑文石记代兴，夫箴铭二体则渐趋衰没，勰谓“箴铭寡用，罕施后代”，可谓颇能识其流变者哉！

又，箴有二类，官箴私箴。勰于此篇，大推且数美官箴，蔑视而屡薄私箴，观之文学史，官箴早先而亡，私箴则间出千祀，韩愈《五箴》、子厚《师友箴》、袭美《酒箴》、程子《四箴》及后代道教诸箴，皆可儆己以诫他，自箴而箴人，其所裨益于世俗者，岂定居官箴之下乎？至其所谓潘勖《符节》“要而失浅”，王朗《杂箴》“志有偏也”，道人之短，何免于自况云耳。

（十二）《诔碑》简论

此篇所论，颇为活通，不似前数篇泥古保守之甚。所举诸作，亦评骘精确，不似前之多讥少赞。其论诔之制，曰：“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足垂训后世。论碑之体，曰：“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境界良高。稍嫌不足者，其言太简，读者或知其要，恐难得行文之法。又《诗》之《玄鸟》乃颂，纳之诔，不当。《生民》之诗颂而不哀，乖“荣始而哀终”之旨，故亦非诔。至谓“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则乃自辩自解、强为圆说之耳。

按：顾炎武《日知录》“作文润笔”条曰：“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乔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文人受赇，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此蔡邕亦尝夫子自道。《后汉书·郭泰传》：“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君子抗节守道，穷而不易其志，以蔡邕观之，不亦难乎哉！其后屈事董卓，大节既失，虽才华旷代，欲成君子，固不能矣。勰但论其才，不论其德，前言“事信而不诞”，今恐自违之矣。额外之语，无关宏旨，聊述于此，观者自裁。

（十三）《哀吊》简论

此篇持论醇正，褒贬得当，颇能为后代立矩。其曰：“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即后之《情采》篇“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之论。曰：“情往会悲，文来引泣”，此非情真辞切不能至。潘岳《金鹿》《泽兰》，一哀己子，一悲友女，皆激感于心而发者，情之痛伤自必也。又“虑赡辞变”，“叙事如传”，音韵紧促，义直文婉，勰谓“末之或继”，良有以也。曰贾谊《吊屈》：“体周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诚然。其以“体”“事”“辞”“理”四者立论，实属全备。卒章“吊虽古义”九句，亦据此而发。此四者立之既正，故其指点相如、扬雄、祢衡、陆机诸作，无不精当。此就其大体而言，若论其细节，亦不乏有可供指摘之处：《黄鸟》一诗愤世殉葬之作也，社会意义何其大！勰但言“诗人之哀辞”，是能见“诗人之哀”，未见诗人之所以哀也。及观后之所举诸作，皆囿于发抒个人一己之哀而无关乎社会者，可知勰之见也小乎哉短乎哉！审其论崔瑗、潘岳之言，曰：“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曰：“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似偏许四言句式，而轻忽五言者。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云：“大抵诔则多叙世业，故今率仿魏晋，以四言为句；哀词则寓伤悼之情，而有长短句及楚体不同。作者不可不知。”退之诗：“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呜呼！千载之上，若果能与彦和相期，则吾必以“不可不知”一语寄之也。

又“或骄贵而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四句非泛而论也，殆括领下文、有所实指者。范文澜先生注曰：“骄贵殒身，谓如二世；狷忿乖道，谓如屈原；有志无时，谓如张衡；美才兼累，谓如魏武。”固是矣。

（十四）《杂文》简论

此篇所论三体之原始，多有争议。如论“对问”，勰谓始于宋玉，纪昀则曰“《卜居》《渔父》已先是对问，但未标对问之名耳”；如论“七体”，勰谓始于枚乘，章学诚则谓“肇自孟子之问齐王”，章太炎则谓“解散《大招》《招魂》之体而成”；如论“连珠”，勰谓始于扬雄，傅玄则谓“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章学诚则谓“韩非《储说》，为此体之始”，孙德谦则谓“出自《邓析子·无厚篇》”。核之诸说，勰谓“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卜居》《渔父》非“暇豫末造”，故纪说虽实，而逸于勰论之外。学诚、太炎之说，刘永济先生早有辩定，则学诚非而太炎是，然太炎“解散”之语，考《七发》据以演事成体者，非驳勰也。“连珠”之体，肇自韩非，而后世仿拟者，则尽摹扬雄，勰之谓“始于子云”，盖由于此。着眼不同，立论有异，察其着眼，则立论自具矣。

勰论杂文，谓：“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又谓：“负文余力，飞靡弄巧。”言以末造，秩自后哉；视非正体，语故简哉。保守之论，此复见矣。观其言，论“对问”曰“身挫凭乎道胜”；论“七体”曰：“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论“连珠”曰“义明而词净”，则宗经守圣之论复现矣。夫文体无贵贱，但以表情达意为贵耳。阳春白雪，岂不雅乎，而和之者寡。下里巴人，岂真俗乎，然从之者重。雅无人听，则礼乐空设；俗有众应，则教化此传。雅为人弃，辄怨乎世风不古；俗渐夥从，则叱之道德凋丧。夫世风果真不古乎？道德果真凋丧乎？余观古之典籍，每逢人发此叹，然世道终进不退，道德愈合人性者，何也？是知杞人忧天，天未必坠；孔子泣麟，道未之亡。夫社会进步，适者生存；道德发展，腐者先绝，此理之必然，文章岂能外之者乎？夫古之文体，《文选》近四十类，后之或体并形绝，或壳存实亡，观之今世能存者有几，存而可以大用，若晨星之寥寥，何须屈指而数之哉！故吾曰：“杂文体活，正可骋辞以驰意，抒情而致感也。勰以‘枝派’‘末造’视之，识见之短陋，非特一人之偏也，盖其时世之俱偏也哉！”

（十五）《谐隐》简论

《杂文》之后附着此篇，似学《汉书·艺文志》之编排；一篇单论谐隐之辞，似学《史记》帝王将相而外开立《滑稽列传》之体例。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此篇论旨，盖同此语。夫谐隐之辞，初为民谚俚语，后而渐成文体。论其发轫，先秦为始；论其鼎盛，魏晋为最。古之谐隐，理周要务，必含箴戒，魏晋以来，作者繁众，然徒事滑稽，无益规补。体用既失，则流弊自滋；莠言盛行，则德音必亏。是以勰作此篇，冀以匡今返正，戒其尤而效者，心意如此，可谓善守圣道者。然其所论，过重功用，殊不知天下文章，半是游戏之物，能载道固好，不能载道亦未必皆非。谐隐之辞，自有其趣，全以功用绳之，虽欲矫枉，难免过正。幸君子有鉴，不尽从勰说，不然后之酒令、灯谜、《笑林》、相声之属，定荡然无存矣。是以凡文学艺术之作，其艺术价值自具独立性，何必强以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民族性附加诸其上哉！此观古今流世之作即知，何待吾之烦言乎！又，此篇二论东方朔，俱一律贬斥，极不公允。试观《史记》《汉书》，东方朔果一无是处乎？观者自知，亦何待吾之烦言也。

按：《汉书·东方朔传》：“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无所为屈。”班固此言，勰岂不见乎？

卷 四

（十六）《史传》简论

《史传》所论，在其文体，非在其史事也。论史事，史学家之事；论文体，文学批评家之事。知乎此，可论本篇之是非矣。

本篇是处：一曰立篇专论史传，导后世系统评史之作。世所公认，刘知几《史通》一书即体拟《文雕》，心摹手追，推意而成者。一曰枚举自《尚书》《春秋》迄晋宋二十五种史籍，广焉备焉，沙数之中，又推《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为高，可谓沙中鉴金、慧眼能识。一曰“录近略远”，假荀况之说，阐务信弃奇之旨，言“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言“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见解高绝。一曰“世情利害”“寒暑笔端”，岂独史家所戒，固天下为文者所同戒也，千世准的，不刊之论。

本篇非处：一曰所论多本前人，绝少新意。论《左传》本乎杜预，论《史记》本乎班彪，论《汉书》本乎仲长统，论《三国志》本乎荀勖、张华，袭而不察，良莠并采，致其所言多失，受后讥病。纪昀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昀之论，盖指乎此！一曰以“依经”“附圣”为撰史之宗则，以儒家礼法置乎史学批评之上，迂执之说，难成公理。其嗤《史记》“爱奇反经”“条例踳落”，赞《汉书》“宗经矩圣”，一抑一举，抑举失当，固由此也；其讥“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又言“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又言“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帝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诸说拘守圣训，蔑弃妇人，虽曰通古之病，亦勰泥经太甚之故也；其言“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又言“实录无隐”“按实而书”，一反一正，反正扞格，是其自相歧互处。凡此数病，皆从泥经泥圣生发。一曰《春秋》三传，《公羊》《谷梁》解经者也，《左传》证经者也，且《左传》所记之事，多有逸乎《春秋》之外，或与之差异矛盾者，是以《左传》一书乃与《春秋》并行之独立著作，非如《公羊》《谷梁》之附经而立传，勰言“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视其如此，无乃卑乎！况《左传》叙事高明简要，《春秋》犹有不及者，勰既知“左氏缀事”“于文为约”，又言其“附经间出”“氏族难明”，是明其“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不明其编年记事，首创之功。夫编年、通史、断代诸体各有其善，无分高下，各有侧重，无分贵贱，但用之适宜，运之合体，即为得之也！勰之贬抑编年推扬纪传，岂非不能明辨哉！至后世刘知几推扬断代之《汉书》，贬抑通史之《史记》，则又下之矣乎！

（十七）《诸子》简论

诸子多论说之文，似可归入下篇《论说》，然此独立著论者，殆视其体非寻常，高于诸作，特以标出以示区分耳。然此篇泛泛而述，不见发明，所论又极肤廓粗略，徒然自说自话，难以垂训教人。空口无凭，试逐条论之：

其言“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又言“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此汉儒旧说，不足为凭。夫先秦百家，孔孟亦子，后而尊奉为经者，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故也。儒术既尊，儒者崇儒，则孔孟自然为经矣。然此乃派别之见，不足服人。何则？儒视孔孟之作为经，道家何尝不视老庄之作为经、墨徒何尝不视墨翟之作为经，一派有一派之经，特抑而位卑，不如儒学之尊之显也，故后之尊儒者或目诸子为异端，或附六经以枝流，侧配正室，妾道以存，不公之论由来久矣。勰虽缁流，实乃儒徒，发此偏论，本无怪载！

言：“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二分诸子，已然粗疏，又以是否合乎儒家经典验其“纯粹”“踳驳”，失之不可谓不大，所见不可谓不浅。若以勰论，诸子皆契于经，合于圣，则诸子亦可不必称之为诸子矣。此勰心中宗经之念作祟，有此腐说，亦无可怪也欤！

言：“庄周述道以翱翔。”“翱翔”二字岂能括评庄文？此言未得庄文之本。

言“蚊睫有雷霆之声”“蜗角有伏尸之战”云云，乃“踳驳之类”，是不知神话、寓言之作用，而妄非浪漫主义文学者也。

言“《归藏》之经，大明迂怪”，又言“殷汤如兹，况诸子乎”，于经书许其作不实之载，于诸子则疾其“混洞虚诞”，可见勰视经书为天下之至宝，经书所有者一切皆是，经书所无者一切皆非，是非好恶全以经书圣言诠之。古人曰：“不敢越雷池一步”，勰之谓也。

言：“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孟荀之文，大不相同，以“懿雅”二字统论，不作区别，空泛之极，无得要领。且后之《体性篇》亦谓“孟坚雅懿”，孟荀之文与班固之文岂同类哉！勰之言，实属可笑。

言：“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前之“文体论”诸篇，皆能“敷理以举统”，阐明各体之特点，此独散论诸子而不作总述，空以“华采”“大略”二句搪塞，言之空洞无物，固亦不得谓之能“敷理举统”矣。

言“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论岂皆“适辨一理”乎？以此分类，无乃简而不当也！言：“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先秦诸子之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者，岂是“去圣未远”之故也，乃当时之时势使然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愿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同为考镜之论，勰之不及班固者多矣。

纪昀曰：“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能有所发挥。”“叙笔”十篇，先列《史传》，次列《诸子》，十居第二，此勰用心之安排也，岂可遽曰“谰入”？至如它语，切中本篇弊病，非纪之故作高调，有意掊击者也。

（十八）《论说》简论

此篇专论“论说”，亦属先河之作。

言“述经叙理曰论”，“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尊经崇儒之偏见复现矣。“论”者，何不可论，“述圣通经”仅其一端，以此谓之“正体”，局限方寸，狭也小也。且“传”之为体，亦“述经”焉，此又言“述经叙理曰论”，无乃缠夹混淆乎？

云群论立名，始于《论语》。《论语》之“论”，“论纂”“编纂”意也，岂群论之始哉！此全袭刘熙之说。刘熙《释名·释典艺》：“论，伦也，有伦理也。”《论语》廿篇，分类所辑，谓之“有伦理”可乎？熙之说既牵强，勰又据以强证己说，误之误者也。

“四品”“八名”，分之细矣，勰亦能察者。

“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前论《诸子》曰“博明万事为子”，是指其全书而言；此曰“论也者……而研精一理”，是指其篇章而言。此可知勰之所以分论“诸子”“论说”之故也。后言“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列。”即其例证。

言：“师心独见，锋颖精密”，所论极当，可为后世法。

“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借用佛语，折衷有无，实不知论虽高，而行之难。

言“言不持正，论如其已”，足为世人戒。然度其所言，亦只为儒圣传法，不知“异端”有异端之妙，“不正”有不正之趣。若果如是，则此“正”字大可不必讲矣。

言：“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能得“论”之体。

言：“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可谓一言能破诡辩之伪象。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兑为口舌”语本《易》之《说卦》：“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而言“言资悦怿”，自古训《易》者无此说，勰之言固乖义夺理矣。然“说”者，非止取悦于人也，故后又言“过悦必伪，舜惊谗说”“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察亦详而论亦备之也。

言：“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敬通之罕遇非为此，勰作是言，取例不当。

曰“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言论甚正，而曰“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特重功利，则失正矣。

“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立足忠信而飞敏济辞，主次显然，诚能探“说”文之本。

陆机云：“说炜晔以谲诳。”战国之士多如此，勰非之，似不当。

又此篇论“说”，胶着于“游说之辞”“上书之言”，似亦局限太甚。观之后世韩愈《杂说》《师说》、柳宗元《捕蛇者说》、周敦颐《爱莲说》、苏轼《日喻说》、陈傅良《怒蛙说》、林景熙《蜃说》诸篇，所说者何其广，益世者何其多，固非一时一事、专为一人所发之说辞献书可比也。此虽苛责古人之言，然无此苛责世终不进，文终不进，不然唐宋之文终非唐宋，刘勰之世永为万世矣。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如此，则尽信圣人不如无圣人也。固矣哉！聊作赘言，以明古可爱而不可复之意。

（十九）《诏策》简论

纪昀曰：“此书体例主于论文，若兼论所诏之是非，政恐累幅不尽。”是矣。

此篇言论，只逡巡于修辞，难称博大。而论修辞，多徘徊于“雅”“采”，可谓肤浅。若言精华所在，“六式”“戒”“教”之论是也。《定势》篇曰：“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三论见矣。“六式”之论，言“气”言“声”；“戒”文之论，言“事”言“切”；“教”文之论，言“绪”言“理”。虽掠影之谈，只字及之，然“雅”“采”而外，亦之谓不为其所限也。至其言“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有违“皇帝御宇，其言也神”也大矣，然犹褒之。及“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则谓“若斯之类，实乖宪章”，贬意显明。同为不伦之语，而前褒后贬，理无一贯，舍人复生，不知当作何解？

（二十）《檄移》简论

本篇论说，主于儒家，杂以兵家。言“兵出须名”“奉辞伐罪”，儒说也。言“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兵家之说也。兵不厌诈，正不厌奇，刘勰能作此论，亦可谓不墨守儒规者也。

言“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又言“植义飏辞，务在刚健”“不可使辞缓义隐”“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可谓善体檄之要者也。至于论“移”，分文武二体，可谓善察。然言“辞刚而义辨”“言约而事显”，似非专限于移文，故此说不免粗泛失精，有敷衍之嫌。又此篇论檄，重在军檄，而言“檄移为用，事兼文武”，何也？夫檄之为用，固有多用于文事者，然就此篇所论之武檄而言，谓之“事兼文武”则不当。其欲作是论，须于前文述及方可。察之前文虽有“州郡征吏”之说，然不过随笔之谈，而据此便言檄有文用，似征验不足。是以专言武檄，又言文用，是淆其义也。我意：“不妨在‘州郡征吏’三句后，另言檄之他用于一二，如此，‘事兼文武’之据则足矣。”

又檄之用固大哉！然言“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似张皇其词，夸大其用。世间尽有檄利如剑，而兵败如山者。陈琳之檄豫州，曹公为其汗下，文辞不可谓不锐，然官渡之役袁绍终败者，何也？谋之不逮也。骆宾之讨武后檄，天下为其容动，气理不可谓不盛，然敬业终为部下所杀，身死族覆者，何也？不知术与兵也。是以战之胜负，因由也多，其一纸檄文所能决定也哉！所谓“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愿固如此，情固如此哉？辞固如此，事固如此哉？可知，此亦纯属论文之作，不涉人之是非，不关事之成败，皦然也。

又两国两军交战，固多先告之以文辞，后董之以武师者，然亦多不宣而战，无檄即兵者，此兵家之常事，又不可一概而论也。是故兵贵奇贵变，战从权从宜，若必先声讨而后征伐，先名正而后出师，则恐战机贻误，溃逃时时矣。故此篇所言“兵出须名”“奉辞先路”诸语，未必事事皆然也，好战者宜知之。

卷 五

（二十一）《封禅》简论

此篇所论，视诸他篇，薄弱之甚，盖封禅之文能传者既少，又同乎碑文之作，难以独立着论。虽然，犹另立一篇者，何也？纪昀曰：“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非，故封禅为大典礼，而封禅文为大著作。特立一门，盖郑重之”。是矣。然此其一也，于勰之用心，未得窥其深远。封禅之文既为大著作，固宜有大体制。故曰：“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又曰：“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盖古之封禅，必勋德大、祥瑞见，而后可行之，且封禅之事，非唯以表勋德、记功绩耳，必“对越天休”“戒慎”“逖听”方为合作得体。故曰：“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又曰：“勋德而已”。后世帝王有至德未被而妄图封禅者，有德至封禅而仅叙功德者，皆偏失封禅之旨，是以勰有戒焉，此用心之一也。后世封禅之文，或虚妄神怪，华实不符，或风末力寡，飙焰缺焉，或徒为颂扬，忘乎戒慎，皆有悖于封禅文章之体，故以“树骨训典”“选言宏富”而垂教，以“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之语立训，希拨乱反正，戒今警后，此用心之二也。有此二心，不作专论，恐无以戒人；不立单篇，恐难以详述。是以有此，非唯郑重，特别有深意也。

审以勰之用心固深远矣，而察之文章所论则不足之处亦多：一、唐以前封禅之文未成范式，不足自立为体，本篇虽故作强辨，终而难得其质。是以本篇题为“封禅”，论亦“封禅”，然终未说明封禅之文究竟何如哉！即观其所举诸文，相如之《封禅》固封禅文矣，而李斯、张纯之作尾似祝辞，扬雄《剧秦》之文前斥后美，曹植《魏德》之作类属论说，此皆划归“封禅”之区，得无错杂混乱乎？且封禅之文实属碑文，既已独论，则二者须有区分之界，此篇屡述以“勒皇绩”“勒功乔岳”“封勒帝绩”“铭号”“铭岱”诸语，杂用不清，界说不明，虽意欲分别，而实难分别也，故知封禅为文，不自成体，勰虽立类，终难以贯通释说，详明阐论也。二、其言封禅为用，“盖一代之典章”。然观其所论，不见使成典章之法，徒以华实为辩。华实相符，岂惟封禅之文当如此，凡文章皆当如此也。故杨升庵评曰：“不特封禅之准，他问亦当如此。”黄叔琳评曰：“能如此，自无格不美，岂惟封禅？封禅文固可不作也。”是知此论泛泛，亦未能探明封禅之所以为封禅之体也。三、谶纬之说，前之《正纬》篇多有指斥，称其“乖道谬典”，此于管仲“西鹣东鲽，南茅北黍”之言，扬雄《剧秦美新》之作，亦责其“空谈非征”“诡言遁辞”“兼包神怪”，至于相如、张纯之文，则称其“炫玄符” “歌之以祯瑞”“引钩谶”，不责反赞，是其自相矛盾处也。故知勰之正纬，重斥人造之谶纬符瑞，不斥天降之谶纬符瑞，此其短也，亦其陋也。四、其言“意古”“文今”，又言“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能知“通变”之理，与后之“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之说相合。然此但言“日新其采”，不言变数变道，虽文宜今，而意须古，是易其表不易其里，易其末不易其本，此犹狼苫羊皮，远眺似羊，近观仍狼也。

呜呼！此篇力致开辟，奋志独论，虽有败笔，而勇气可嘉。后世博学君子，鉴取于此，多加详究体察，扩充补益，未尝不能使封禅之文独立而成体，如此则又一文论佳作即将面世矣。

（二十二）《章表》简论

本篇论语无甚发明，可称灼见者，尤在评举汉、晋诸作处。其所举左雄、胡广之作，今惜不能见，然所谓“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则无不精确；谓陈思之表“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刘琨、张骏劝进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则善察善鉴；谓“张华为俊”，“世珍鹪鹩，莫顾章表”，则不随俗论，议出群上。此皆审精而辨细处，勰也深有得焉。至于“原夫”一节，乃为文通则，未能究出章表之本，论疏而泛，恐难以服众也。

（二十三）《奏启》简论

刘勰论文多重文采，而本篇论奏则只字不提，盖奏者旨在务实，不必以文采为美也。勰之善察于文，由此可窥一斑。其论奏曰：“以明允笃诚为本”。论“按劾之奏”曰：“不畏强御”，“无纵诡随”。皆着眼于作者之品性，与前之就文论文，大相异趣。论启曰：“晋来盛启，用兼表奏。”短短八字，既明其流变，又叙其功用，可谓言简意周，长于说文者也。至于“孔光虽名儒，性实鄙佞。彦和谓与路粹殊心，似嫌未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徐炬《事物原始》云：张璠《汉纪》：‘董卓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启事，然后得行。’此启事得名之始也。”（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启”之名后汉已有，勰谓“两汉无称”，不确；“傅咸、刘隗的按劾之文，刘勰评为一‘坚深’一‘阔略’，各有特色，颇能道着文章风貌，然而强调这种各有特点的根源，仅在于两人的性格不同，便有片面性。”（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此诸不足，前贤均有述及，固不待吾之赘说复言也。又勰云：“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视诋诃谩骂之风源乎诗礼，仿效轲翟，不当之甚。夫“投畀豺虎”之句，“豕彘”“禽兽”之语，古人愤激之词也，其可与后世吹毛取瑕、躁言丑句者相提并论哉！言之偏失，此又其一也。

（二十四）《议对》简论

此篇论“议”，独崇两汉，至于魏晋则举傅咸、应劭、陆机三家，谓“亦各有美，风格存焉”，不满之意见于词表。论“对”则两汉以外谓“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惋惜之情，文衰之叹，使读者读之自生哀感。夫文章气运随世变化，魏晋“议”“对”不如两汉，乃当时治道使然，非必如勰所叹，“难矣哉，士之为才也！”且魏晋之世，选士以九品中正之法，对策既少用，其对策之文亦必难如两汉之蔚然大观也，此理之必然，而勰谓“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其魏晋果少通才乎？勰但以人才难得论之，于理倍差。

又其论“议”体，言“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深隐为奇”，说法寻常，未能探得体质。较可贵者，其言“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田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必察熟于事，方可下笔议政，此则非“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者所能望及也。

（二十五）《书记》简论

本篇论述庞杂，书记之外，囊括六类二十四种笔札于内，体例与《杂文》篇相类，盖正体而外，欲将其余杂体一网而收尽也。纪昀谓：“无类可附，强入之《书记》篇耳。”岂果然乎？黄侃曰：“彦和谓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真能悉文章之原者。纪氏乃欲删其繁文，是则有意狭小文辞之封域，乌足与知舍人之妙谊哉？”能悉彦和意图，可谓千载之知音也。然如此分类，在彦和则属不得已而为之，在读者则嫌其过于琐细繁屑，无甚大价值，至于训“簿”为“圃”，但取谐音，凭据不足；解“刺者，达也”，引“《诗》人讽刺，《周礼》三刺”，穿凿诠释，颇显牵强，则又是一病也。文之病固在是，而其功亦终难掩。论“书”能于两汉魏晋间举出《报任安书》《报会宗书》《与山巨源绝交书》诸作，卓识慧眼，自是不凡；论“记”谓“公干笺记，丽而规益……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居高临下，观之不遗，蜕却旧调，翻为新说，自是不俗。论“谚”曰“文辞鄙俚”而“岂可忽哉”，不以鄙俚质素而废言，通达之语，自是高明。又曰“翰林之士，思理实焉”，斥浮藻而崇实务，警箴之语，自是悬规。凡此种种，披沙拣金，孰曰不可有益于为文者也？

卷 六

（二十六）《神思》简论

“神思”一词非勰首创，此篇之前既已多见。然前人所论皆零星片语，未若此篇详而精专。或曰：“陆机《文赋》亦多论述。”答：“但见粗描，不见深探，终不及此篇所论博精。且全篇不见神思之词，虽多论述，亦难目为神思之专论也。”故曰于神思作专门之理论探讨阐述者，勰论为先。

其言“思理为妙，神与物游”，道出形象思维之基本特点，功不可没；言“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颇识创作构思与作者情感、语言文字之关系，其艺术直觉不可谓不高；言陶钧文思，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所示路径全面而有效，不啻陶冶神思之司南也；言神思者“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能识神思之重要，非为文之惯手不能道；言“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可谓善知作文方术者。凡兹数论多与西人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语言工具之论暗合，然尚属认识之初段，所谈亦朦胧模糊，语焉不详，未及西人之系统而具体，直言而无隐，且偶陷神秘之说、自相矛盾之境（如“思表纤旨”四句、“至精而后阐其妙”，神秘之极，且与“意授于思，言授于意”之论相左），难以科学证验，美中不足之叹实究难免也。

（二十七）《体性》简论

首句提纲张目，下文所言“才、气、学、习”即所谓“内”者，“八体”即所谓“外”者，凡文章所以能“沿隐以至显”，盖在其莫不“因内而符外”者也。首句之重要，人多忽之。

“八体”并陈，自有好恶，此观其论述即知。黄侃曰：“了无轻重之见存其间。”非也。察其意，盖贵前六之体而薄视后二者哉！

此篇言：“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又言：“才有天资，学慎始习。”置“血气”“天资”为首，后则才力、学、习，毋乃陷于唯心之论乎？《事类》篇曰：“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附会》篇曰：“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殆同上论！

言：“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又言：“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然而“才有庸俊”何以必致“气有刚柔”，“风趣刚柔”何以必然“宁或改其气”，舍人于此避而不论，亦可谓本篇之憾事哉！世人常以西方之文学理论著作比衡《文雕》，谓西人著作议论精细而《文雕》则多所粗疏，是矣，此亦可窥一斑。

又，“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亦可谓此篇之警策矣。

（二十八）《风骨》简论

此篇或分言“风”“骨”，或连用并言，或说以情辞，或论以气采，或正例以验明，或反举以悬戒，可知勰于风骨，定义难明，故作繁说，泛以求全。是以后人猜疑，间出异议，各作己说，自谓符契。日本汉学家目加田诚曰：“所谓风骨，意思很难捉摸。”盖以其泛杂无主故也，此其失一。

何以造立风骨？勰曰：“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只重书册之功，博学之力，而不知于现实生活汲取创作源泉，自困困人，未为得之，此其失二。

以“风骨”论文，勰自为先。其旨在矫恶振衰，挽转颓势，然流俗既成，弊风丛生，非一朝一夕所能檃栝回返者，是以此篇之作论以千言而功难一效，倡以风骨而轻靡犹竞，正不胜邪，魔反压道，文运世运如此，不可不为之叹息再三也。

（二十九）《通变》简论

此篇所论多可贯通全书，验以它篇为训，枢纽五篇之外，自当视为一关键篇章。

一篇精义全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十字，会斯二句，方可与论通变之术、此篇之旨耳。观此十字，盖其“凭情”“负气”对举互文，不可分立作解。又“会通”为“适变”之基石，欲“适变”必先力“会通”也；“适变”为“会通”之鹄的，力“会通”方能致“适变”耳。故曰：二者辩证统一，相待互凭，舍此不能成彼，无彼难竟其功，必兼挈左右，双提并举，方可谓之知文也哉！

此篇所议崇古而不泥于古，薄今而不废于今，知守知变，知承知革，可谓通机善权，深晓文律者矣。其言“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妙哉之论！言九代流变“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善察之论！言“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虽犹宗经之陈词，见笑后人，然于当时之际，廓然正理，势所必需，自乃黄钟之大响，声振以世警；言“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彬彬质文，辨雅去俗，君子为文之道在之斯矣；赞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弘正之论，信实之言，足为万世鉴。至若“体资故实”，隘限于诗赋书记；“数酌新声”，跼蹐于文辞气力；“凭情会通”，逡巡于经典之内；“负气适变”，腾挪于骈俪中间。或囿于方寸，或行以难通，此固时论之必然，非作者之乏识，后之君子欲品兹文，不先知此，则无以遽得臧否也。

（三十）《定势》简论

此篇所论，一抨当时文弊，一为后世立范，又能辩证持论，综析分解，可谓能识文章风格之本末者也。

“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此八字全篇之眼。而人情有变，八体屡迁，势无所定，此言“定势”者非于变中求常、动中求定不可得也，故曰“并总群势”“总一之势”，又曰“随时而适用”“随变而立功”，即此理也。

曰：“情固先辞，势实须泽。”能明察言辞与体势之关系，颇近西方之文学风格论。十九世纪德国文艺理论家威廉·威克纳格曰：“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何其似也，直不如后者周细耳！

卷 七

（三十一）《情采》简论

就古人“质文”之说立论，而不因袭古人，颇多独创新造处，自是全书一重要篇章。

言：“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信哉！天下文章之“采”无有出此“三曰”者，真精辟之言，卓识之论，其所泽灌后世者多矣。

所论多可兼通它篇，盖知情经辞纬之说，乃刘氏一贯之见，非独此篇偶然道之。

“为情而造文”“为文而造情”之说，总繁于简，议论精当，后人多有引用者，自是千古不易之至论，万载正邪之二途。

（三十二）《熔裁》简论

前之《情采》篇曰：“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何能所以然乎？必熔意裁辞也，故有是篇。

“三准”之论，可谓精矣，能会此旨，定当有所成就。刘永济先生曰：“撮辞必切所酌之事，酌事必类所设之情。辞切事要而事明，事与情类而情显。三者相得而成一体，如熔金之制器，故曰‘熔’也。”论“三准”之关系，审辨精当。

论“熔意”之准，详细具体，豁人耳目；论“裁辞”之术，则零乱浮泛，要旨不明。试归纳之，或如下言：一、裁剪“一意两出”“同辞重句”、可有可无者，必使句无可削、字无可减；二、或繁或略，随分所好，必使繁而不可删、略而不可益；三、修短有度，必使字句适体，言辞合情。四、趋时撮辞，通变用语，必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语出白居易《与元九书》）。

“熔意”“裁辞”虽分二辙，实同一途，故曰：“虽各有侧重，然皆统一于文章之完整性，是亦可谓密不可分也。”

（三十三）《声律》简论

此篇多据沈约之论而发，然不全袭沈氏，颇多独到新颖之见，亦可谓当时之集大成之作也。
言：“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吐纳律吕，唇吻而已。”能补当时之阙，颇具科学性。言：“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能正当时之偏，醒人耳目。当时之世，人以五音配合四声，又皆谓四声源自五音，鲜有如舍人持论者，故知上之吾言，非虚论哉！

齐梁之人，不知音步，故曰“选和至难”，今以视之，则何难之有乎！。是以郭绍虞《文境秘府论·前言》曰：“永明时，还看不到音步问题，沈约只能说‘十字之文颠倒相配’，而刘勰甚至有‘选和至难’之叹。假使注意到了音步问题，平仄相对，选和也就并不难了。”

言：“《楚辞》辞楚，故讹音实繁。”又言：“士衡多楚……失黄钟之正响。”以音韵论，杂用方言土语，或有碍选和，然俱率以斥之非正响，无乃过乎？尊《诗》而抑《骚》，细究之，终亦宗经之故也。

言：“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逐新趣异固当时之文弊，然则无逐新何以起声律之论，不趣异何以兴永明之体，勰统谓之为文之患，岂非辨之不细而论之非允也哉！

（三十四）《章句》简论

本篇名为“章句”，实借章句论成篇之法，故综其所言，亦属如何创作之畛区。
纪昀论本篇之后三节曰：“但考字数，无所发明，“论押韵特精，论语助亦无高论”。诚然。

言：“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以四、六为正，谓三、五乃权出，此囿于时尚之见也。盖当时骈文盛行，多以四、六为句，故据此发论，未免随俗短视也。

言用韵曰：“折之中和，庶保无咎。”至于何谓“中和”，勰则舍而无语。范文澜先生细究陆云论赋之言、《南齐书·乐志》之语，而推之曰：“观此文知彦和所谓折之中和者，是四韵乃转也。”颇为在理。

论虚字之用，盖举其常规，未必皆然也。如“夫”，虽曰“发端之首唱”，未必不能用之“送末”也；“惟”“盖”固多用于句首，亦未尝不可用之句中也。勰作是论，非不知者，在略发数语，以显虚字之妙用耳，故泛而言之，不作备说也。

（三十五）《丽辞》简论

骈文之源岂在“五经”，勰以《书》《易》原始，太过牵强。又言：“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察诸事实，岂果然乎？勰为自圆其说，不免以偏概全，强词夺理矣。

言：“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既曰“自然成对”，又何须劳心经营，如此，则本篇之作，亦属骈枝矣，可谓强辩之甚。

言：“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夫难易、优劣在乎人为，岂可如此断言乎？试观古人之作，反对劣而正对优者不在少数，言对难而事对易者亦为常见，勰作此言，无乃偏见也哉！

言：“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所谓“反对”，“理殊趣合”固其一端，然亦有理殊趣反者，勰不及言，是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刘知几《史通·叙事》论骈文之弊曰：“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勰知俪辞之妙，亦能识浮靡讹滥之病，至于骈体固有之弊，如蒙鼓中，所见则远不及知几者矣。

卷 八

（三十六）《比兴》简论

本篇多袭旧说，发挥不足，较之《神思》《通变》《定势》诸篇，未为至文，与“创作论”之它篇相较，亦居其下。其言：“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能中标靶，控引质实。而言“比显而兴隐”，“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则为无理。比未尝无隐者，兴亦乎有显者，以“显”“隐”界“比”“兴”，不当之甚。比者，比附；兴者，兴起。比附之词，何定“斥言”耶？兴起之句，何定“托讽”耶？此经师之语，舍人不察，搬弄陈言，固无足取。其言：“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兴，即为起兴之辞，固有“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者，然则凡兴之用，皆如此乎？未必也。汉之经师凿以大义解《诗》，每有附会之处，勰尽而征之，不加辨明，是以常有陋弊，观之此言，亦复如是。其言：“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汉之辞人，多用“比”“赋”，诚哉斯言！而率曰“兴义销亡”则不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未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皆兴也。何得骤言其亡也？其言：“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以所比之对象分域，界限混沌，难穷其类，不若后人“明喻”“暗喻”“借喻”之三分，涵盖所有，类别昭然。又它篇论作，皆叙运用之方，而此篇论“比”，但曰“以切至为贵”；论“兴”，只言“婉而成章”“取类也大”。无乃言之太啬语以过悭而教后人无所依恃者乎？呜呼！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勰之固迈先贤矣，而后之迈勰者固又乌能以屈指计量也哉！

（三十七）《夸饰》简论

夫言“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可知此篇之作，亦在针砭时弊，非徒论夸饰也。

论汉赋一节，所列篇句，并非皆为“诡滥”，勰俱斥之曰“虚用滥形”，未免责之太过。可知“夸饰”与“浮夸”之界，勰亦有不甚明了之处也。

总而言之，勰论夸饰之用：一须不害文意、事义，二须理有可验，术穷其要，三须成状得奇，引发共鸣，四须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背此四者，则勰之所谓“诡滥”“虚滥”也矣！
视诸王充《论衡·艺增》篇，彦和真可谓善鉴夸饰之用者也。

（三十八）《事类》简论

“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二句，自是一篇之警策，足以括前启后，垂范于人。

“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事得其要，虽小成绩”，皆从正面作论也；“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皆于反面论之也。正、反作论，乃刘勰惯用之法，每用每效，此篇亦然。

此篇亦为砭俗而发，非为文而文也，论者不可不知。其当时用事之弊，钟嵘、颜之推皆有论述，试引数语为证。《<</span>诗品>序》曰：“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颜氏家训·文章篇》曰：“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所谓“殆同书抄”、“拘挛补衲”、“事繁才损”、“穿凿补缀”，皆当时文章之病，是以此篇专论事类，详辩才学，倡言“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又言：“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又言：“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诸语无一妄发，俱有所指，虽则未能纠俗，然其苦心焦虑之志，不因无功而废。如此，则犹孟子所言“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矣。

篇中言“将赡才力，务在博见”。何以博见？勰曰取资经典。悲哉！此又堕入宗经之窠臼矣。《风骨》篇曰：“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夫于彼则知其经典之外尚有子史可资，于此而不知，何哉？其语漏耶？抑思之不周耶？怪哉！

（三十九）《练字》简论

此篇就“字形”立论，虽牵涉字义，不过无意中道出，非如后世诗话、词话之所谓“练字”也。

刘勰论文，多重实效，故时而非今，时而是今。此篇论“练字”，多是今之论，无它，亦据作文之实效而发也。

曰：“避诡异”。诚然！而诗文句末，有为韵所限不得不用诡异者，似可恕之。

言联边之字“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所论偏激之甚，大为乖理。察古今诗作，“三接之外”者比比皆是，岂可俱以字林嘲之乎？是故达意所需，“三接之外”不为病；抒情必要，多用联边不为过。斯不可为勰论所拘也。

曰：“调单复。”于为文非必然，于书写则必然也。是以此论可借鉴于书法家，而诗文家则不必守也。

曰：“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非独当时之至论，于今亦至论也。凡治校雠者，宜明识兹言。

（四十）《隐秀》简论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似从此篇来，可为“隐秀”之注脚。

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尚存此篇佚文二句，可为助解。句曰：“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情在词外，即“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状溢目前，即句须传神，语必生动。

言：“文之英蕤，有秀有隐”。固知二者虽可分别作解，然必统一于篇章，不可剥离其体。

补文浅薄，不合刘勰原意，固不足为据也。

篇中补文，黄侃讥曰“出辞肤浅，无所甄明”，是矣。然而视其“征隐摘句”一节，举例切当，能辨妍媸，大非无识无学之辈所能率然为之者也。世人但知嘲毁，而无一恕谅其劳，何哉！谚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盖皆一同此心耳！故诘之曰：“子即不满，何不试补？子不试补，又喋喋以罪之怨之，甚非乎君子之行也！”

卷 九

（四十一）《指瑕》简论

本篇所指八弊，多具普遍意义，虽就前人文章而言，实乃意在规劝当世，故曰：“有为而发也。”

题曰“指瑕”，似当瞠目而斥，然此篇措语温和，不威自厉，蔼蔼有君子之风，不失诗人温柔敦厚之教。其言：“虑动难圆，鲜无瑕病。”不其然乎！其言：“失理太甚，故举以为戒。”谆谆之心，不其然乎？

言：“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腐儒之论，不足为据，且夫因一小失而俱弃全篇，非恕者之道。然就舍人“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见《情采》）之言视之，似亦不出其惯论之外。情理不正，辞虽畅美，何足观哉？言违圣道，文虽巧妙，岂能垂世？此皆勰之旧调，虽曰怪，然亦无足怪也欤？

言：“字以训正。”又言：“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但守字之本义，而不知其引申义，拘泥之甚，固陋之甚？前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又言“趋时必果﹐乘机无怯”，至此则言“《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持论无定，前后枘凿，《文心》一书多具此病！细察斯病，多由《征圣》《宗经》而来也。故曰：“勰之所谓通变，乃不违圣悖经之变，非真能彻变者也；所谓适时，乃不离圣道经典之适，非真能趋适者也。皮毛之变，难撼其体；梢末之适，虽新而旧。此固五十篇数言通变适时而终难通变适时之症结所在也。”

（四十二）《养气》简论

此篇言“养气”多发挥自道家学说，或曰“当推本于孟子的知言养气说”，非也。

“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一篇主旨之所在，全文论述多据此而发。

纪昀论“是以吐纳文艺”诸句曰：“此非惟养气，实亦涵养文机。《神思》篇虚静之说可以参观。彼疲困躁扰之余，焉有清思逸致哉！”所言甚是。

刘永济先生曰：“本篇申《神思》未竟之旨，以明文非可强作而能也。”周振甫曰：“《养气》是承接《神思》的……《养气》里进一步说明怎样酝酿文思的道理。”俱由黄论来。

百虑劳神，苦吟非福，披阅此篇，辄忆邵齐焘诫黄仲则语。其《和汉鏞对镜行》序记曰：“是汉鏞方将镂心鉥肝，以求异于众，亦增病之一端也，殊与仆私指谬矣。夫人百忧感其精，万事劳其形，故其神明易衰，疾疹得而乘之，而文人尤甚。今日所望于汉鏞者，方欲其闭户偃息，屏弃万事，以无为为宗，虽阁笔束书，以诵读吟咏为深戒也。”勰言：“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信哉斯言！天下文人学士岂可不自警自惕耶？

（四十三）《附会》简论
此篇言“附会”，专就“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四者言之，然广而议论，前之“声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诸术，无一不属“附会”也，其乃如此，因前之既已专题而论，故后之无须再论也。则知此篇之作，盖亦补前论所不足，非所谓“附会”之术，只今四者也。

“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此四句非止“附会”之原则，亦刘勰论文之基本原则也。又，四句以人体为喻，既明主次，又明其统一之关系，盖乃勰之贯论。《熔裁篇》曰：“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意殆近此。
言：“务总纲领。”言：“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言：“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言：“通制”“统绪”。言：“克终底绩”“首尾相援”。皆着眼于文章之整体立论，非拘拘于枝叶而不休，可见刘勰论文之“整体优先原则”。

言：“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余风不畅。”数句可与《章句》篇“启行之辞”八句参照互解。

（四十四）《总术》简论

一“总”字即知乃总会前数篇之所言，非另有它术。黄侃先生之语，精确莫挡。

开篇论“文”“笔”之分，是欲先正体制也。夫无体不能显术，无术难成善体，二者表里相恃，至若文体立而不正，其则术愈精妙而愈讹，是故《附会》篇曰：“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其先体后术之旨明矣。纪昀曰“此一段辨明文笔，其言汗漫”，是“未喻其命意之本”也。

颜延年以《书》立论，则曰“经典则言而非笔”；刘勰以《文言》立论，则曰“岂非言文”，并以偏概全之说。勰以此作驳，未免强词夺理。又延年但以言、笔区分六经，未尝以二者定其优劣，刘勰赘意于人，直曰“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是亦强词夺理耳！

以“善弈穷数”“博塞邀遇”喻“执术驭篇”“弃术任心”之人，似乎不伦，且譬喻为说，不以实例，终亦觉虚泛难征之甚而无力服人也哉！

（四十五）《时序》简论

首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中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赞曰“质文沿时，崇替在选”，三相呼应，真《附会》所言“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者也。

十代无秦代，可知秦之文学不足道也。《诠赋》曰：“秦世不文，乃有杂赋。”《奏启》曰：“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封禅》曰：“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宏润。”皆可谓之证。

此篇二及《楚辞》，一曰“出乎纵横之诡俗”，一曰“祖述《楚辞》，灵均余影”，前者明文学与现实之关系，后者明文学之继承关系，一物两用，其意不同。

论刘宋文学何以至粗？盖近代文学诡巧讹滥，刘勰不愿言之也，故以数语搪塞，以足十代。

论南齐文学自是坏笔，不可据以为实。

屡言帝王于文学兴废之作用，此则大伤根本矣。

卷 十

（四十六）《物色》简论

《时序》论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物色》论文学与自然之关系，二篇各有专论，虽分先后之别，实乃一脉贯下，据此亦知《文雕》篇目之安排，非率尔为之也。舍人之费心，于斯可见一斑。

当时文人崇赋爱诗，诗赋之作难离物色，故此篇之作亦为当时风尚所发也。

披览此篇，若能参以《诗品》，当可另臻一境。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可与《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言志，莫非自然”之句互证；“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可与《明诗》“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数语互证。

此篇所论，以今观之，自多老生常谈，然以当时观之，必属妙论精论，盖能弥纶群说，立以体统者也。

此篇所论情物之关系，于后世则曰“创作之主客体关系”。二者之关系，文人多有论焉。王国维《人间词话》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可作此篇之扩述。
（四十七）《才略》简论

黄叔琳论此篇曰：“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真文囿之巨观。”诚哉斯言！

纪昀论此篇曰：“《时序》篇总论其世，《才略》篇各论其人。”洞鉴二篇之关系，亦可谓善读矣。篇末言曰“贵乎时”，即《时序》之余论，于此重提，有画龙点睛之妙。

“六德““八音”，岂为文章？五子之歌，伪作昭然，而勰以俱谓之“万代之仪表”，何哉？

吉甫颂歌，不过尔尔；马融辞赋，何关经范。勰论二人，无乃拔之过高、誉之过美哉！

论先秦不及孟、庄，论前汉不及晁错，论曹魏不及武王、论西晋不及陶潜，本篇瑕病，莫此为大。又此篇只论男子，而不及班婕妤、徐淑、蔡琰、左芬诸人，亦一大憾事也。

（四十八）《知音》简论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全篇就此而论，言秦皇、汉武、言班固、曹植、言楼护谬论，言“文情难鉴，谁曰易分”，言“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言“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言“将阅文情，先标六观”，言“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言“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言“书亦国华，玩绎方美”，可谓环环相扣，伦序井然，其熟于文理者也。

或曰：“前言‘宗经’，此则鄙薄‘贵古贱今’之士，岂非矛盾乎？”余曰：“不然。宗经者，在以‘经’为楷式而造作适今之文；‘贵古贱今’者则不论善恶而徒贵古，以谓古人贤于今人也。二者理大不同，何矛盾之有乎？”

“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理想之言也，世间论文者安得“无私”“不偏”于文章哉？虽勰作《文雕》亦曰“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其“偏”“私”之见昭然处处。《老子》曰：“美言不信。”呜呼！此真不可信之美言也。

“六观”之说只就文章之表现形式立论，无他耳，盖欲教人由表及里、由文及质之鉴赏之术也。故曰：“将阅文情，先标六观。”是以“六观”之术阅乎“文情”也，先为后至，其意显然。又曰：“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亦知所谓“六观”者，在教人“入情”“照理”之术耳，非如俗子所言与其“文质并重”“述志为本”之论径庭相悖也哉！

（四十九）《程器》简论

全书首起《原道》，尾结《程器》，盖道为体，器为用，体用之辨，于此明矣。如此安排，亦可知勰之费心矣。

纪昀曰：“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可谓得其心、探其志而知其音者也。

所列“文士之疵”诸例，择取多有不当。余谓：“人之私德，但无损无妨于他人、社会，虽有瑕病，亦何足深责哉！”此现代人之见解，勰处齐、梁之世固难与也。

曰：“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左传》曰：“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虽乃上哲，岂能无过，求全责备，孔子难圣。容恕凡众，苛求上哲，何如是也？

顾亭林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已何益哉！”呜呼！人隔千载，慨同一叹，文以载道，孰曰不宜？固其然也。

（五十）《序志》简论

刘勰尚儒宗经之意，此篇自已道出矣。当时“辞人爱奇，言贵浮诡”，勰欲纠正其偏，舍宗经无以为归，故此篇言“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通变》篇言“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此说今以视之，自然拘囿可笑，然自当时视之，不失乃可取之正途。是以古今有别，不可概论，以今衡古，己非人非，君子论文论事宜先明乎于此！然诸子十家，非孔为尊，各有精理，非儒独妙，后世奉为官学，时势乃尔，非其定然长于它学也。勰之论文，言“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据此动辄作讥，或斥悖经，或责乖圣，如此鉴文则虽云“极矣”又安能至极，虽曰“折衷”又安能折衷哉！故勰之宗经，既利且弊，以世而论，终可谓利之大于弊者也哉！

《总术》论陆机之《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此篇又曰：“巧而碎乱。”虽一再讥弹，终鉴以成文。故章学诚曰：“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说而昌论文心。”颇能识其渊源。

言：“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黄侃《<</span>文心雕龙>札记》曰：“此义最要。同异是非，称心而论，本无成见，自少纷纭。故《文心》多袭前人之论，而不嫌其抄袭，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己言为贵也。……信乎通人之识，自有殊于流俗已。”千载知音，侃之谓也，勰若有知，灵亦足慰哉！

言：“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勰之能察近贤论文之病，故以能成此体系周备而理论详密之书，此亦《文雕》大胜近贤论文之所在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刘氏以前的论文主张，即非鉴赏的批评，也不免有局部的片面的弊病。<</span>文心雕龙·序志>篇历举时人论文之作而总括一句，谓‘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所以他的著作，一方面要‘弥纶群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纲领，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无标准者得以折衷。纲领既明，毛目也显，<</span>文心雕龙>所以成为当时文论之集大成者以此，所以成为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者也以此。”是矣斯语！

谭献《复堂日记》论《文雕》曰：“彦和著书，自成一子，上篇廿五，昭晰群言；下篇廿五，发挥众妙。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立言宏旨在于述圣、宗经，所以群言就治，众妙朝宗者也。”于《文雕》之结构、地位、宗旨辩说精当，亦可谓善读者矣。

原载于《<</span>文心雕龙>注译》（车其磊 注译  团结出版社 202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