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2012，迎来2013，最大的变化是在新风扑面、新政酝酿的同时，新规相继出台。从政治局的八条，到各省、市、区改进作风的细则，以及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史上最严新交规”，让一贯对于规则善于变通、潜化、作弊的社会面临新的考验。
       说到规则，不能不说商鞅立木为信的典故： 商鞅为秦国起草了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 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 金子。” 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 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 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 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 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温故而知新，今天的中国依然有当年秦国的烦恼 。法律制度配套成典，读四年法律本科也未必就学得完。但是，法律规则之外盛行的却是潜规则，法律之内讲究的是司法内定。于是，从宪法到具体个法，都成了橡皮筋。面对有权有势的，可以法外开恩，从轻发落；面对无权无势的，则讲求从重从快。普法几十年，法制始终迈不过法治的坎，依法治国也就只能是一个庄严的口号和美好的理想。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讲规则的文化传统。这其实是执政执法者浑水摸鱼的一种遁词。近年来最能说明中国人讲规则的例子就是关于醉驾。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每次饭桌上总有几位滴酒不沾——不是酒量不行，而是因为开车。每年中国汽车业增长的数据都切实地在个体的经历上体现出来，座驾的拥有、生活物质的丰富，他们身上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硬件进步的缩影。以前，一般人稍微喝点酒然后开车的为数不少。而现在的酒席上，除了看到开车的人坚定的自控，同桌朋友的充分理解和绝不硬劝，也让人看到这一行为方式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程度。
       酒桌上的变化，是城市行为规范的折射。人们对酒驾规定的尊重、对醉驾态度的严肃，让规则能得到高效的贯彻与执行。中国以前不是没有对酒后驾车的规定，但往往流于表面，束之高阁，不是到了严重意外的地步，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消说人情关系在一般案件中的消解作用。然而，自去年5月，中国修改了相关法律，对酒后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做出严格规定，处罚严厉。新法出台不久，知名音乐人高晓松就成为第一个因醉驾被捕入狱的人，震慑效应显著。 朋友说，现在的警察查到酒驾的话，首先是封存手机，让车主没法找亲友说情，避免权力和关系对执法的干扰和侵蚀。这样，既不得罪权力，也有效执法。从法律制定到执行，都建立了有效手段，也使这项法律成为城市里效果极为显著的规则。 
      “乱中取胜”、“灵活变通”等等，一向是中国社会的生存智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特别是处于某些临界点的状况，该如何判定、处理，具体而微且严峻的法律法规，如果成为没有统一定论的擦边球，未得到充分的遵守，执法者和公众都认可规则之外的弹性和空间，那只能令规章制度走样，甚至沦为权力寻租的层出不穷的新场域。 
规则的破坏，损人伤己，在酒驾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严格执行规则，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更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规则的公平执行，才使得它成为最大公约数，不是想着事后去在规则下找寻游说的空间，而是在可能破坏规则之前先行约束自身行为，这种意识一旦确立，不仅是在酒驾上为社会树立安全网，才能在各个领域都能建立起公平公正，这样的社会才能给人带来希望。  
       关于规则的故事，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2012年高考的第二天，上海一位考生因脚踏车坏掉而耽误时间，迟到了两分钟，被拒绝进入考场。考生的妈妈情急之下当场下跪，考生意欲翻过学校围墙，差点做出过激行为。但最终，这名考生还是不被允许参加考试。 事情曝光后，妈妈下跪之举唤起的同情、仅迟到两分钟的惋惜，加上高考独木桥对于中国考生的关键意义，激起了舆论的热烈讨论，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同情考生者认为高考关系学生命运，考场规则应给予人性化的通融，尤其只是迟到两分钟。另一种意见则认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定下就不能轻易改动，否则，对个别考生的通融就是对其他考生的不公平。 在对事件的讨论中，起初是同情这位考生的居多，毕竟，因为两分钟而失去一生最重要的考试机会，有太多遗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很快，另外一种意见占了上风，重视对规则的尊重、执行的到位、边界的确定，继而反思中国社会中最大的问题，正是大家对于规则的轻视。这种舆论在公众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
       如果说前者代表了中国过去和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的话，后者大概可以被赋予建立社会公平秩序的理想寄托。第二种意见的后来居上，意味着更多人越来越认可规则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从高考到交通，从招聘到提拔，从消费到制造，从教育到监管，各个领域如果都能够严格确立和遵守相应的规则，才能够让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期待成为可能。
       认可规则的声音成为社会共识和主导力量，当然是社会的进步。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社会的主流价值，形塑健康的国民性格。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主张规则的当事人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规则。道理就在那里，每个人都明白，但很多时候，道理是用来说给别人听的，事情到了自己身上，是否会按照规则办事，尊重规则，又未必全然如此。
       那些呼吁遵守规则、支持不让迟到考生进场的人，其实面临更高的规则要求，那就是自己是否会在今后的社会行为中，按照自己大声疾呼的公平规则，在每一个抉择中履行对公共价值的呼唤。现实场景中的选择才是真正的考验。口头的号召与付诸实际的行动，如果相距甚远，要么是现实的力量太强大，要么只是制造理想的假象。不然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那些同情考生的人倒更遵从自己的内心和社会现实。
       多年以前，梁实秋先生在一篇《排队》的文章中说：抗战时期，人们在车站购票是不排队的。但是日本人占领车站后，秩序就井然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个日本兵拿着鞭子，在来回巡视，看到有插队的，就扬起鞭子狠狠给他一下。梁先生在文中伤痛地质问：中国人难道真的需要那么一条鞭子吗? 用今天的现实来回答这个质问，应该是：中国人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日本兵的一鞭子！但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确需要执法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