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但凡贪官犯了事儿，一般都会痛哭流涕，甚至捶胸顿足，悔恨交加，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父母和妻子儿女。这些人的忏悔被组织作为反面教材，制成影像碟带，逐级向下配售。有点像直销又像传销，成本很低而且会在“反腐教材”的名义下核销。销售的利润则按级别和销量，在利益均沾的前提下被“合理”地分掉了。

曾几何时，这两年拿反面教员做教材的生意也不好做了。主要还不是教育成果不大，腐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扩散。而是作为“反面教员”的贪官不再忏悔，甚至气壮如牛地咆哮公堂。先是说：我除了对不起家庭，谁都对得起！后来干脆说：“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在谁，谁倒霉”。更有雷人的反咬：“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的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口才真够好的！最后一句简直堪比相声里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了。犯了事儿的尚且如此，没犯的就更嚣张。最近，媒体披露官员爆粗口骂群众“臭不要脸”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闹报社媒体的也出现了。

贪官何以不再忏悔？首先是认为无甚可悔。在他们的容辱观里，贪污不算犯罪，腐败不是耻辱。俗话说，人无廉耻无法可治。当丑恶不再被鄙视，说教就丧失了意义。这就告诉人们，防腐败和反腐败，都已远远不是在道德层面能解决的问题。

贪官不再忏悔，隐约露出了法不治众的难堪。在中国传统理念中，法律的警示作用往往大于本身，“杀鸡儆猴”，“杀一儆百”是渗透在骨子里的惩戒目标。但是，当杀鸡不能儆猴，杀“一”也儆不了“百”的时候，法不治众就会开始试图让法律松动。所谓“贪官一般不判死刑”的说法，很难说不是在为“网开一面”做铺垫。

贪官不再忏悔，其实是官员从来不忏悔的延续，忏悔原本是个宗教词，也是个外来词，是基于原罪说而要求人自我约束，自我救赎，自我完善的操作形式。中国佛教道教和儒家在这一点上截然不同。基于“性本善”的理念，更强调的是“吾日三省吾身”、因果报应、修来世、许愿还愿等形而上的、自由裁量度很大的修炼。因此，从个人到社会，都习惯于歌功颂德，炫耀成就，追求辉煌。很少反思，认为那意味着失败、不完美，甚至是自我抹黑和自我贬低。大家都不认为反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即便做了错事，不穿帮就尽量隐瞒，包不住就敷衍了事的道个歉，绝少“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更谈不上忏悔。近期更是出现了对媒体曝光不理睬，对大众舆情敢开骂的衙门和官员，摆出一副“我就这样了，爱咋咋地”的无赖架势。

贪官不再忏悔，不仅是突破社会道德底线，把无耻写进了官场潜规则，还是对现有体制的警示和直接挑战。拒绝忏悔，实质上就是拒绝信仰的崇高、法律的神圣和组织的拯救。如果官员已经不把腐败当腐败，反腐败就在官场没有了“小众”意义。那么，大众对反腐败还能有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预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