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余，谁在为你哭泣?
大余，是语文课本里的梅岭三章，是历史课本里的牡丹亭，是地理课本里的世界钨都。
这应该是自然和历史给予大余最好的礼物——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但吊诡的是，这些美妙的馈赠对于现在的大余人来说只是几个文本符号，看起来亲切，却渐行渐远。
先说牡丹亭。牡丹亭是个尴尬的存在，一方面它是一张响亮的的城市名片，可供大余人随时随地派发。另一方面它却没有让大余在牡丹亭文化的传播中尝到半点甜头，相反却将大余置于世人只知牡丹亭而不知其所在的窘境。可以佐证的是《昆曲牡丹亭》在全国巡演数百场，场场爆满，却唯独没有在牡丹亭故事的发源地上演，这种有意或是无意的疏忽，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无言的伤害。同样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出现。2010年6月13日，《牡丹亭》特种邮票在浙江遂昌首发，其新闻通稿上注明遂昌是“牡丹亭原创圣地”。“原创圣地”虽然只是表明汤显祖在遂昌做县太爷时写下了《牡丹亭》，但这种模棱两可而又大张旗鼓的宣扬却让我们产生了正室变偏房的屈辱感。没有人会顾及这种情感官司，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大家都在为争夺旅游资源而大打出手，我们的家乡却始终沉默着。
重建的牡丹亭屹立在一个依山傍水而建的小公园里，落寞地看着南安大码头下的章江水滚滚东去。
梅岭。梅岭因战国时南迁越人首领梅绢得名，和如今漫山遍野的梅树并没有多大关系。在千年的历史里，梅岭集合了多种文化景观，不仅有梅花和《梅岭三章》，更有唐人张九龄开凿的梅关古道，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各国商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而位于梅岭脚下的大余，就成为当时商品进出口的重要转运场所。
明万历二十三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两名随从，从大庾岭进入江西境内。他看到，从古驿道到大余的道路，用砖石修砌得颇为壮观，下雨时并不沾泥湿脚。“大道两侧建有不少别墅、民房和旅馆”，“路上行人不少，约有两千以上”，“有的肩负着行李货物，有的用牲口托着”，还有“大型马车，可载人，也可载货物”。在小镇南安登上了顺赣江而下的小舟，他惊讶于“河桥为活动的，可以开关。当有船要通过，便把桥打开，完货物税后，便可继续前行”。一路上，“江中民船无数，好像有什么商展会似的，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利玛窦书信集》）。
这个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外，对大余细致的描述，印证了当年大余“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的盛况，甚至“乾隆初，海禁并撤，洋货对骈臻，四方贸迁，络绎不绝，南安府当江广之冲，遂成一大都会”。
但随着铁路和高等级公路的快速发展，大余两省通衢的优势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尤其是在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后，大余被囚禁在江西的死角处，只能艳羡地看着近邻南康在这条铁路大动脉的滋润下蓬勃发展，而自己只好伤感地转身回望几百年前的繁荣与富庶。
大余的别名是世界钨都，这是我们从小便得到的谆谆教诲。上地理课时，看到课本上出现“大余”两字，我们这些屁事不懂的小毛孩都禁不住欢呼雀跃倍感自豪。甚至几十年前，坊间曾有传闻，广东省因觊觎大余的钨矿资源，试图将大余纳入广东的版图，但是因为江西省要求买一送一（搭个南康）而作罢。传闻固然不足信，但证明了大余人因钨而自视甚高。钨不仅给大余人以精神上的强健，也带来了源源不绝的财富。在四大矿山鼎盛时期，大余的城市建设一直大踏步地走在全市的前列，不能不说是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
但是从上世纪90年开始，大量私人资本进入采矿领域，资源被迫无序开发，大家各自为战，一盘散沙。更让大余人羞愧的是，邻县崇义却冒出了“章源”和“耀升”两个业内巨头，章源钨业甚至成为赣州市第一家登陆中小板的企业。根据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业绩快报显示，2010年章源钨业的营业收入为13.88亿元，而大余以钨业为首的五大工业主导产业才实现收入24.88亿元（根据政府工作报告数据），大余钨业的一群羊干不过隔壁的一只狼。
几十年的无序开采，使大余的植被遭到破坏，水源被污染，空气质量严重下降。最触目惊心的是我们餐桌上的食物也因此遭到毒害。2011年2月从媒体披露的“中国大米污染图”上，江西大余钨矿区赫然在目——我们的水稻镉超标。
我们吃着毒大米，也吞咽着难以言说的苦果。
大余无疑是悲剧的，这样一个典型的红土文明样本里，集中了丰饶的资源和落后的观念。当越来越多的大余人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索：大余怎么了？大余为什么？大余怎么办？大余，谁会为你哭泣？大余，又是谁在为你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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