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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  成名“喜”

——简析《窦娥冤》、《促织》主人公的不同结局

  黄蔼北 

每当主人公遇喜或遭悲时，作为欣赏作品的个体，师生总会随着文学作品的情节起伏而为之喜或为之悲。窦娥这个形象自一出场到被冤杀，浑身都充满着悲剧因素，可谓一“悲”到底，一“冤”到头；成名这个形象甫一出现，则灾难慎重，凄惨难堪，走投无路，几乎自尽，可在神魔力量的不断帮助下，几经反复，大悲大喜，以喜终了，可谓有“悲”有“喜”，始“悲”终“喜”。我们可以看出，窦娥越是抗争，结局越是显得惨烈，她的悲剧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大写照，这是真实的，是可感的；而成名能够从“大悲”到“狂喜”，也抗争过，奋斗过，但不完全是自己获得的，而是作者假借神奇诡怪的力量以一片“好心”“主观”地让他得到的，这是虚幻的，奇异的。

“冤”的缘由  “喜”的根源

窦娥因不忍让婆婆受刑，就委屈自己，违心招认是自己是毒害张驴儿父亲的“凶手”。课文节选自《窦娥怨》的高潮部分第三折，主人公窦娥一上场，巨大的冤屈使她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天地是应该公正的，是应该“把清浊分辨”的为什么竟然“糊突了盗跖颜渊”呢？而日月、鬼神实际上却是暗无天日、不分是非。她的唱词借指斥天地鬼神的不公平、富贵寿夭的不合理，实际上就是控诉整个封建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揭示了造成社会政治黑暗的是封建统治者，她的屈死就是有封建吏治的血手造成的。

与窦娥人生悲剧遥相呼应的，成名在《促织》里一出现也是浑身布满了悲剧因子。“皇帝”荒淫无耻，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为了打发空虚的日子，竟热衷于斗蟋蟀。而皇帝的这一爱好，就成为抚臣、县令、乡官升官发财的绝好借口，他们层层加码，将沉重的税赋强加在人民身上。身为书生的成名不仅要交租税，还要交蟋蟀，交不上，竟至于倾家荡产。他的命运其实也是千百万劳动人民困苦生活的一个折射。成名为了交蟋蟀，差点自尽。其“喜”的曲折，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有所体验。后来，由巫婆、儿子魂化蟋蟀之类的神奇力量协助，他才找到蟋蟀、交了差，也因此发了财，从而声名显赫。

窦娥悲剧的根源在于封建社会及封建吏治，成名戏剧性命运的转折则在于虚幻神奇力量的大力帮助。

“冤”的沉重  “喜”的曲折

    在生命即将被冤杀的关键时刻，窦娥想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苦，她上法场时还不忘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婆婆。她怕婆婆看到自己去伏死而伤心，要求刽子手带她走后街。其语言所显现出来的，是主人公善良、正直的性格与个性。但在那个是非颠倒、法制昏暗的社会里，纯朴、满腹孝心的女子却要走向毁灭，这就是《窦娥冤》之所以成为最大悲剧的原因，也是窦娥形象产生沉重悲剧意义的要害所在，更是读者对整部《窦娥冤》产生共鸣的真正内因。

    成名因交不出蟋蟀，惟思自尽之时，忽有驼背巫出场指点，果然捉得一只，“举家庆贺”声中，蟋蟀却被成名之子扑死；成子因而被逼自杀，成名夫妇正“僵卧长愁”，又“忽闻户外虫鸣”，“喜而捕之”，一看它则又短小甚劣，“顿非前物”。幸而蟋蟀虽小，却也能够战胜“蟹壳青”和天敌——鸡。结果，“皇帝”大喜，抚臣得到赏赐，县官因之升官，成名也被给予秀才的功名。

沉重的悲剧展示在读者面前，更能够激起大家的深思，窦娥的冤屈或许不是局部的，它是当时元朝法制的普遍反映；经过艰难曲折而获得的大好局面，是成名这一读书人的一大喜悦，也是作者蒲松龄心理的折射。

 “冤”的真实  “喜”的虚幻

    面对死，并不能阻止含冤者窦娥的反抗。在刑场上，她怀着满腔悲愤许下血不沾地、六月非雪、亢旱三年的三桩誓愿，以表示她对强暴、对官吏，也就是对黑暗势力的百折不挠的反抗和对真理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她呐喊出：“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她敢于揭露社会的丑陋，抨击黑暗制度的邪恶。这既是窦娥的心声，也是作者关汉卿的心声。

    《促织》作者蒲松龄在处理成名结局的时候，也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成名的结局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一种向往之情。蒲松龄一辈子科举不得意，有点牢骚和怨恨，在穷乡僻壤长期过着苦儒生活，也接触到一些民生疾苦，因而对人民有极大的同情心。

    窦娥之冤让人感到沉重，但却真实；而成名一家的痛苦遭遇是真实的，它符合当时的实际，后面写的结局却是不真实的，它只能是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