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数学曾创造过许多辉煌，刘徽、祖冲之、沈括等历代数学家群星璀璨，数学发展水平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近代，由于自身完备的科学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我国数学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的近现代数学，是从学习西方、跟随西方的道路上重新起步的。在这一进程中，海归派们功不可没，因为我国现代数学的发端正是始于他们。曾在南京大学前身创建我国第一个数学系的熊庆来先生，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1907年考入云南高等学堂，4年后考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学习法语。1913年，熊庆来报考云南留学生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赴比利时包芒学院预科入学。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侵占比利时，熊庆来辗转经荷兰、英国前往法国，屡受伤病困扰，但其求学志向不渝。1915年至1920年，他先后就读于格勒诺布洛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耶大学等，并获蒙柏里耶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回国后，熊庆来受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聘，从昆明来到南京，担任国立东南大学的教授和数学系主任，着手创建不同以往所谓“算学系”的新式数学系。熊庆来在二十八岁之年就担任国立大学的教授和系主任，一时传为佳话。东南大学数学系是我国的第一个数学系，聚集了高鲁、段调元、钱宝琮、杨武之等老一辈数学家，大大推进了数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因此，熊庆来被公认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在后来清华大学改制中，最早一批数理学科的当家教授，如熊庆来、叶企孙、吴有训、杨武之等，都是由国立东南大学调过去的，包括一些青年骨干教师如赵忠尧、施汝为、陆学善等，也都是东南数学系毕业后即到清华任教的。熊庆来对于中国现代数学的贡献可见一斑。
    杨振宁教授在南京大学访问讲学时曾这样评价过熊庆来：熊庆来先生亲手创建了近代中国4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的数学系，一个个人能够对一个国家的近现代科学发展作出如此大的功绩，在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熊庆来对华罗庚的发现和提携。1930年，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第2期发表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熊庆来的重视，邀请华罗庚至清华大学，担任算学系助理员，为系里整理图书、资料，抄写文件、卡片。华罗庚在工作之余，旁听大学课程，努力进修，并在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指导下从事数论研究。华罗庚没有大学文凭，也缺乏正规的学历教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是熊庆来慧眼识英才，堪称一代伯乐。由于熊庆来、杨武之以及叶企孙等的大力支持，华罗庚在清华大学由助理员升任助教、讲师，并且能有机会于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很好的成绩。华罗庚秉承了熊庆来的衣钵，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熊庆来的悉心栽培下，严济慈以优秀成绩于当时的东南大学毕业，后赴巴黎攻读博士，在数学、物理、法文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表现，受到法国教授的好评，自此法国开始承认中国大学的文凭。这些都是得益于他在国内时受到熊庆来与何鲁的教育与培养。熊庆来还培养出赵忠尧、陈省身、钱三强、许宝騄、吴大任等著名学者。

    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均是熊庆来的学生。在60年代，熊先生已70多岁高龄，还抱病指导了两个后来也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年轻人，他们是杨乐和张广厚。所以他既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同时也是识千里马的伯乐。他不仅是华罗庚的伯乐，也是一批英才的引路人。

    “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熊庆来晚年曾这样谦虚地说。寥寥数语，道出一位老科学家的胸襟和人生境界。

　　熊庆来爱惜和培养人才的品格，深受人们的感佩和赞扬。早在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时，发现一个叫刘光的学生很有才华，经常指点他读书、研究。后来，他又和一位曾经教过刘光的教授，共同资助家境贫寒的刘光出国深造，并且按时给他寄生活费。有一次，熊庆来甚至卖掉自己身上穿的皮袍子，给刘光寄钱。刘光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后，经常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教授为我卖皮袍子的事，十年之后才听到，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件事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永生不能忘怀。他对我们这一代多么关心，付了多么巨大的热情和挚爱呀！”

   熊庆来那批归国的留学生们，可能在科学研究水平上还无法达到当时世界一流的水平。但是，从无到有，他们为中国的现代科学培养了人才、建立了体系、奠定了基础。他们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头上也没有多少耀目的光环，但是他们同样创造了时代、创造了历史。没有熊庆来、叶企孙，就没有钱三强、赵九章，也就没有了两弹一星和整个国家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熊庆来们应该比起他们那些名气更大的后辈们获得更多的崇敬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