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宁在大连碰到了一件让他至今仍觉尴尬的事情。

　　2008年9月，第十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在大连举办，作为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副主任，吕晓宁也应邀去参加此次电影节。

　　大连是吕晓宁小时候生活的一个城市，直到14岁，他才随父母来到西安。电影节间隙，吕晓宁决定游览一下大连，寻找儿时的一些记忆。

　　他雇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就成了他的“导游”。在回宾馆的路上，吕晓宁向司机问了一个他疑惑了一路的问题，“怎么在十字路口很少见到交警。”

　　“交警？有红绿灯还要交警干什么？”司机一个很自然的反问，让吕晓宁异常尴尬。

　　“在我们西安，不仅有交警，还有协警。”面对记者，吕晓宁仍感叹不已。

把一个理念变成一个习惯

　　城市经济导报（下称城经报）：对于这次整治行人闯红灯的行动，您是怎么看的？

　　吕晓宁：早就该这么做了，西安的交通秩序之差可以说是全国有名的，有这样一句玩笑话，“就是外国人，在西安住上一段时间也会闯红灯。”事实上，从这玩笑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大环境对于个体的影响。

　　城经报：那你觉得西安形成这个大环境的因素是什么？

　　吕晓宁：首先来说，交通规则是工业文明形成的产物，我们西安这几年虽然发展很快，但其文明仍然处在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缺少公共意识，没有公共空间，这一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国民的大部分。现在城市发展了，很多农民也变成城市人了，但是工业社会形成的规则意识还没有跟上，很多人还没有西方那种市民意识。就拿大连来说，大连以前是个小渔村，后来成为俄国和日本的殖民地，从100年前，它就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

　　工业文明的核心化就是要把一个理念变成一个习惯，现代工业，就是规模化、流程化、制度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习惯服从集体。集体的管理就产生了组织，有了组织才要服从组织。组织的概念是西方管理学的核心概念，因为有了组织，所有环节个人部门都要服从组织系统。农业社会没有这些，没有公共意识，农民家里三亩地，我把我这块弄好了就可以了，别的与我无关。“个人自扫门前雪”事实上就是对农业文明公共意识的一个很好的概括。

　　其次，我认为这与城市的管理也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红绿灯涉及有很多问题。网上一个跟帖说，我不闯红灯过不去，只能看有车没车。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最为显著：一是右拐车辆，很多十字路口对右拐车辆不加限制，这就使行人在绿灯的时候也很难安全方便地通过。第二就是我们的大转盘，像南门的大转盘，根本就没有红绿灯，又没有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让行人如何遵守红绿灯？而且这样的转盘在西安很多，久而久之，大家就形成了看车过马路的习惯，而无视红绿灯的存在了。

　　现在城市是过去人少车少的时候建立的，我们现在车的数量暴涨，再按照这个办法根本不适应。城市管理者必须要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提升自己的管理。

软环境更重要

　　城经报：那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呢？

　　吕晓宁：大连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直行和右拐都有限制，我觉得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对左拐、直行、右拐的车辆都有明确的设计，在一些小的、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大都会竖起一个牌子，内容是“车辆可以右转，行人优先”，这是一个现代城市文明的体现，现代社会的车必须给人让路。你不能跟人抢路，因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以人为本么。但我发现西安不少的车辆在右拐的时候跟行人抢路。

　　城经报：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必须要有现代化的文明，而文明就是从很多小事上体现的。

　　吕晓宁：是的，西安要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是光要建设硬件，不是你有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大都市了。必须在搞硬件建设的同时，也要搞好软件建设。事实上软环境比硬环境还要重要，西安更需要软环境去凸显我们的现代化。

　　就拿这次这个红绿灯来说，一是城市管理者要对道路进行更合理、更科学的设计。我们在这方面的管理目前真的很落后，除了刚才我说的红绿灯设计不合理的事情外，还有一个现象也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我们的红绿灯经常不亮。有一次我问我的一个在公安厅上班的学生，他解释说是由于红绿灯每天闪烁的次数太多，容易坏。我觉得这就是管理者的意识问题，请问世界上哪个城市的红绿灯闪烁不频繁？

　　二是我们每一个市民要从自身上提升，共同营造这个大环境。大环境非常重要，有一次我在北京，在十字路口我往前一走，一学生拉住我，说红灯，弄得我很尴尬。但在西安，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父母带着孩子闯红灯，这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不好，是会影响到一代人的。

　　另外，从城市文明城市形象的角度看，我们的交通协理事实上是影响城市形象的，这些协理整天站在那儿吹个哨子，这是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吗？甚至有一次在和平门见到这么个状况：协理在十字路口拉了跟绳，红灯一亮把绳子一提。这些都有损城市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