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幕何方 实习生 刘斌彬

治本之策

　　西安心理咨询师钟锋说，“闯红灯是典型的从众心理，许多行人都是在红灯已亮的情况下，靠自己判断心存侥幸。”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即使因行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当事车辆也会承担责任。钟锋说，要遏制闯红灯的从众心理，就必须通过法律法规来约束，这样的话闯红灯者心理上也会多一次“选择”，一般都会选择“遵守”而非“违法”。

　　 陕西省社科院青年学者谢雨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只有制度才能规范行为，社会才能有良性发展。

　　他说，“但是我们现在欠缺这方面的立法保证，在香港，行人闯红灯被撞，行人要负全责，所以，香港很少有人闯红灯。如果我们把行人闯红灯通过人大立法来保证运行，让闯红灯的行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不像现在，出车祸需要由机动车负较多责任，那样行人一定会知道什么时候过马路。”

　　据了解，此前行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由行人负全责在沈阳进行试点，试验期间，闯红灯人数明显减少，交警工作量减少了40%。

　　 “对行人没有真正的规范，仅靠罚款，不能真正推动行为人自觉，只能治标不治本，行为人必须参与进来，自己为自己的行为思考。”谢雨锋说。

　　
对管理者的考验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这场马路上的战役远未结束。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徐珂认为，长期、稳定、可操作性高的机制才能规范社会行为，“一阵风”式的短期整治，反而会破坏群众对于机制的信任。

       他说，“短期内可以考虑投入更多的资金，修建地下通道、过街天桥、全封闭通道，让行人和车辆各走各的路。放眼长期的话，更应该看重教育的作用。这需要家庭、社区、学校多个主体的参与。”

       西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法制处处长车强坦言，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进行整治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全社会都动员起来，才能慢慢扭转状况。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行人闯红灯，还存在着通道的建设、红绿灯设置是否合理、人行天桥是否均匀等问题。

       石英认为，行人与机动车都有通行权，两边都需要兼顾到，最大化满足各自利益。“我们目前交通规则是否真正人性化？是否给行人创造了好的行动空间？这对城市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能仅仅是整治，更需要协调发展。”

      对一座城市而言，红灯的背后不仅仅关联着城市的形象，更是一座城市的公共效率的体现，整治乱闯红灯的实质是城市公共效率的“提质”。“全国文明城市公共指数测评中西安排名靠后，软实力不足，这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软肋。城市公共效率‘提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观察人士表示。

       西安“严管重罚”的理念，也遭遇到了诸多非议。相关人士认为，公众的习惯不是疾风式整治就能更改的，“严管重罚”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

　　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整治闯红灯仅仅是城市公共效率“提质”的一个方面，“提质”更多在于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效率上。“整治闯红灯之后，对城市管理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更协调、更有序地管理城市，促进公共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