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母光斌 实习记者董娜娜图/窦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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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经济导报（以下简称城经报）：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您如何看待陕西公布58名新闻发言人名单这一事件？

 

石英：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由中央部门率先确立，之后沿海省份开始纷纷效仿出台同类制度。陕西这次这么大规模集中公开新闻发言人名单在西部尚属首次，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从报纸消息了解到，陕西这次在所有厅局部门都设置了新闻发言人，而且我注意到很多新闻发言人都是副职或者是一把手，且本身都是在该部门担任要职，并没有重新招聘，这些都表明了省政府对政务公开的重视，也体现了陕西政府服务性的施政理念。

 

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首先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同时权威的信息发布在媒体声音鱼龙混杂的信息时代，能够起到澄清视听，引导舆论的效果，当然它也是陕西的社会文明发展到达了一定阶段的标志。

 

城经报：在公众中塑造良好执政形象，获取公众的参与和支持，已经成为现代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式，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是否也体现了陕西政府吸取在构建公共关系构建上的突破？

 

石英：的确有这方面的因素存在。在过去发生过的一些偶发事件或带有负面影响的新闻事件中，很多都是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公布真相或者错误地发布了一些信息，以致后期事件处置非常被动，舆论影响非常恶劣。

 

应该说华南虎事件给陕西政府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俗语说知耻而后勇，在公共关系的构建上，陕西政府开始反思制度方面的缺陷。

 

以近期神木煤矿冒顶事故为例，过去处理这些带有负面影响的突发事件时，政府部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先瞒下来。然而纸里包不住火，网络的热炒，外地媒体的介入，往往会造成事实真相的混淆，最后演变成合法煤矿变成非法的，死亡人数从3人变成5人等传播失真的现象。而这些谣言出来后，政府再来辟谣，却已经贻误澄清视听的最佳时机。其实每次有危机事故发生，政府都在积极救人，以前在新闻公开这一方面却明显反应慢了一步。这次的事故处理中，我们看到政府每天及时向媒体发布信息，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城经报：在这种政府信息公开化的转变过程中，新闻发言人承担怎样的具体功能？

 

石英：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它首先是在突发事件或群体冲突中，以公开事件权威信息来疏导群众情绪的“消防员”。

 

我们国家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旧的思想体制已然突破，而新的观念制度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伴随着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高风险时期，社会学称之为“风险社会”。

 

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3000美元之间，这是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阶段，它既超越了人均收入不足1000美元的普遍贫穷水平，又远远没有达到人均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就正处于这不高不低的尴尬时期，贫富差距的拉大使得一些大规模的突发群体事件时有发生，这其中又有很多是因为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真相被掩盖而引起的。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矛盾冲突尖锐的转型期，需要新闻发言人站出来充当“消防员”，公布真实和发布权威信息，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从而化解群众冲突情绪。             http://www.ceeh.com.cn/fasdeddfsaitfa/uploadfile/2009112151015442.JPG

 

 

城经报：作为传播学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省政府新闻办专家组的成员，陕西此次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你是如何看的呢？

 

韩隽：针对2005年—2008年全国省市确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及实施现状，我作过一个调研报告，陕西新闻发言人制度从2008年开始正式着手构建，虽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在跑道上已经略晚于其他省市了。

 

这可能与当地比较内敛的文化传统有关，过去政府强调官员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这样就造成了好事不发布，坏事不会发布，对新闻策划、媒介素养没有过多的认识和积累。

但现代的媒体环境已经不同以往，透明度越来越高，阻隔信息传播的系数也越来越小，所以只有在舆论上把握一个主动权，才能实现促进信息传播进入一个良好的流程阶段，保证新闻发布能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同时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推动了现代政府服务性的新定位的确立。

 

城经报：在这种信息传播过程中，如何优化新闻发言人的传播效果？

 

韩隽：新闻发言人首先应该具备统筹兼顾的政治领导能力和大局意识，更重要的一点是，其在进行新闻和宣传中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在新闻发布过程中要对政府负责，对媒体负责，对民众负责。要想实现这三个负责，新闻发言人需要做好与媒体打交道的前期工作，那就是要了解和熟悉不同的媒体。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政府感到的更多的压力是来自于网络媒体，由于其信息传播的形成和传播时间快，同时与传统媒体在传播方式上具有一定区别，因此需要新闻发言人不断地了解和研究，进行知识更新。

 

城经报：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像是新闻发言人与媒体间的“攻防战”，两者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韩隽：在一些过去发生的信息误读案例中，一方面不排除新闻发言人的言论失当，但有时也是新闻媒体对言论的把握失控造成的。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媒体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最早推动确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赵启正曾有一段话完美地定位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他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不是你的上级，也不是你的下属，是你永远的挑战者。

 

而如何赢得这些“挑战”，则需要新闻发言人在了解媒体的基础上，对新闻事件的传播流程实行一个完美的团队策划和保障，而这些也是陕西政府今后要努力的方向。

 

城经报：能否就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团队策划，谈一下你的观点？

 

韩隽：新闻发言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或群体，甚至是电话号码的公布，而是一项制度，这项制度的贯彻执行和完善，需要背后一个团队的工作。以上海和南京为例，当地新闻发言人是一个整体分工明确的队伍，一个突发的新闻事件发生后，队伍中的七八个人会搜集事件信息，有人联络媒体，还有人员专门负责策划相关的应对政策，如接待记者、了解记者、安排记者采访写作等。这种系统化的团队策划，对新闻事件反应迅速，传播效率高且通常能得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值得陕西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