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悲剧，唐朝自此由盛转衰。

安史之乱后，唐朝人丁减少，按人丁收税，财政收入锐减。不过，皇帝还是很聪明的，很快就找到了新财路。

人丁少了，按财产纳税皇帝也不反对。

这被称为唐朝“两税法”：所有人都在居住地纳税，每年两次，纳税数量按财产划分，朝廷不再收实物税，两税以钱缴纳。

李渊曾自认是老子的子孙，因此唐初道教地位很高。武则天登基后打击皇族，道教当然是打击对象，于是她下令焚毁《老子化胡经》，在武则天时代佛教开始兴盛。（《老子化胡经》是典型的阿Q思维，大意是说如来佛祖其实就是老子）

先秦儒学提出“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所以我们的历史从来就看淡宗教，以致于培根指责中国人是没有宗教的民族。到了皇权独大的时代，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工具，以此来支持皇帝权力，唐朝僧尼、道士都需要户部发给度谍，也就是宗教工作证。

皇帝才是真正的教主，可以决定你是否是信徒。

崇佛还是崇道，要看教主的心思。

宗教并不总是符合教主心思，比如寺庙僧徒可以不纳丁税，也可以不纳财产税，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事情在禅宗这里得到了解决。

禅宗六祖慧曾写下了一首偈帖，并由此创立了禅宗的南宗：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使落尘埃。”

这首偈帖的真实含义就是：佛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佛，只要静下心来，大家都是佛祖。

佛法都不见了：“一切诸法皆由心造，诸缘顿熄”。既然如此，皇帝当然可以是佛；既然如此，信徒还是照常纳税。

在文明传承上，禅宗在中国流行并非偶然，而是唐代儒学的映射。唐朝儒生可以不拘泥于《正义》自由讲经，安史之乱后啖助著《春秋统例》，韩愈著《论语笔解》，儒学大师连《春秋》、《论语》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图解释，更别说《五经正义》了。

佛家宣扬灭情灭性，人世间的情欲影响见性成佛，韩愈却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在人情伦理中才能体现儒家修养。禅宗虽然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却能达到韩愈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流行也就不奇怪了。